現在還有可能找到證據證明夏朝存在，並被廣泛接受嗎？
可能是夏朝的遺址被發掘了個遍，夏商周斷代工程，中華文明探源工程也結束了，可至今仍未發現文字證明夏的存在。
與目前高贊回答不同，我覺得可能性還是很大的。
一、目前已有什麼樣的「證據」？
目前除了個別的看法有直接證據（如馮時主張陶寺=夏）外，主流的觀點夏=二里頭+新砦+河南龍山晚期，可以說只有間接證據。
主流看法可以表述為一種類比推理：我們把考古遺存中的二里頭和文獻上的夏當作兩個事物，已知二者有若干相同的地方，比如時間、地域、社會發展程度、個別文化內涵等等，所以推測他們在另一個方面——稱謂上也相同。
所謂「文化內涵」方面說的人不多，舉一些例子：
鄒衡先生認為《禮記?名堂位》所載「夏後氏以雞彝，殷以斝，周以黃目」中的「雞夷」就是二里頭遺址的「盉」
鄒衡先生還指出「壺」字的造型從甲骨文到小篆，大抵都像二里頭文化的陶壺，與《呂氏春秋?君守篇》「昆吾作陶」及《說文》「壺，昆吾圜器也」之記載相符
這個推理不是沒有漏洞，歸納起來無非以下三種可能：
A.某些看似相同的屬性實際並不相同，也就是主流學者對文獻或考古證據做出了錯誤解讀；
B.文獻不充分，比如記錄和流傳中出現與事實的偏差，甚至夏本身如世系和積年是古人杜撰的（意味著二里頭不可能是夏，要麼是後來文獻中沒有明確記載的一個社會，類似裴李崗或仰韶，要麼是別的，比如商、夷、昆吾等等）；
C.考古發現和研究不充分，並沒有揭示出夏（意味著夏有對應的考古遺存，考古學家還沒找到或認出來）；
二、提問者需要什麼樣的「證據」？
我理解應當指出土文字證據，構成甲骨文+殷墟那樣的二重證據。
傳世文獻本身不會變化，那就指望將來考古發現。可能性有幾種：
a.同時期的自稱。比如在遺址中（如龍山或二里頭）挖出帶有「夏」的文字，或者「禹」「啟」「桀」等王名，或者「陽城」、「陽翟」、「鈞台」、「斟尋」等都邑名。
b.同時期的他稱。比如我們能釋讀一種非甲骨文系統的文字，而其中記載了「￥%￥￥%￥*￥#￥」，經過某種翻譯規則，可以轉換為上述a。現在看來這種可能性極小，但是萬一將來釋出了丁公陶文呢。
c.其他晚出稱謂。其實現在已經有了一些，可總體上年代都偏晚，沒有超出傳世文獻的認知範圍。比如大量陶器上的「陽城」「陽城倉器」戳記，以及八方村出土秦戈所刻的「陽成」，都說明王城崗遺址旁邊有戰國時期的陽城。比如西周中期的青銅器遂公盨銘文提到了「禹」（早在20世紀二三十年代的時候王國維、顧頡剛就已依據《詩·商頌·長發》認為「禹」在西周中期已經出現）。
另外，個別學者主張殷墟甲骨文或金文中的某詞指代夏朝或某個夏人。如胡厚宣曾將卜辭所見「西邑」與「西邑夏」相聯繫，蔡哲茂則明確指出卜辭的「西邑」即指夏朝；蔡哲茂還認為卜辭中與伊尹、黃尹合祭的「蔑」即「妹喜」，夏亡後妹喜成為伊尹的配偶；馮時認為文夏父丁簋（晚商或西周早期）銘文中的「文暊(夏)」為氏名，這個氏是來源於國號「文夏」。但這些沒有得到公認。
再放寬一些的話，與夏有關的其他人群也算上，比如寶雞石鼓山出土過帶「戶」字銘文的青銅器，可能即有扈氏之「扈」，有扈氏曾與啟戰於甘。又比如鄭州戰國城出土的「亳」和「十一年以來」陶文證明春秋時期這裡是「亳」（張立東），二里崗出土的刻字卜骨證明鄭州商城在早商時期是「亳」（李維明），如果這種看法成立，由「夏之邑在亳西」可以推導夏末都邑應該在鄭州西邊不遠。
總之，這一類的都不太直接，但積累多的話也不是沒有意義——可以增強對傳世文獻的信心。畢竟，認為鄭州商城或偃師商城=湯始居之亳，可以視為由晚及早探索夏文化的一個年代基點，如果這一點被動搖（比如鄭偃商城=中商，二里頭=早商），那前述主流看法還會有大幅度變化。如果連鄭州商城這麼大的城都沒有文獻記錄（或者偏差很大、被後人遺忘等等），那要求東周文獻準確記錄年代更早的夏都，豈非天方夜譚？
三、可能性還有多大？
從幾個角度分析：
1.傳世文獻的角度
按照主流看法，文獻提到的夏都並沒有找全，更不要說夏人活動範圍內的所有遺址了。
現在大致經過研究提出的對應關係：
禹的陽城——登封王城崗遺址（《孟子·萬章篇》「禹避舜之子於陽城」。《世本》「禹都陽城」。）
禹的陽翟（夏邑）或啟的鈞台——禹州瓦店遺址（《帝王世紀》「禹受封為夏伯，在豫州外方之南，今河南陽翟是也。」）
啟的黃台之丘——新密新砦遺址（《穆天子傳》「天子南遊於黃台之丘，以觀夏後啟之居」）
太康至桀的斟尋——偃師二里頭遺址（《竹書紀年》「太康居斟尋，羿亦居之，桀又居之」）。
且不說這些對不對，仍然沒有頭緒的夏都至少還有一半兒：禹的平陽（安邑、臨汾一帶？），相的帝丘（濮陽？），少康和杼的原（濟源？），杼的老丘（開封陳留？），孔甲的西河（安陽、內黃一帶？）。
至於說夏後氏以外的姒姓封國那就更沒譜了，比如有扈氏（戶縣？），有南氏（南陽？），斟尋氏（鞏義？濰坊？），彤城氏（華縣？），褒氏（勉縣？），費氏（偃師？），杞氏（杞縣？），繒氏（棗莊？），有莘氏（曹縣？），冥氏（平陸？）……
與夏人關係密切的異姓族氏也很多，塗山氏，有仍氏、有鬲氏，有窮氏，顧，昆吾，葛……具體見《中國歷史地圖集》夏時期圖上標註的名字，幾乎沒有能發現對應遺址的。
在以上地方都確認之前，很難認為已經徹底解決了夏文化問題。（其實，商的方國，周的封國，基本也是如此，文獻上提到的那麼多，考古發現的連一成都不到，但是做商周考古的就沒有吃瓜群眾這麼著急）
2.考古學的角度
我覺得以目前的考古工作，不會有漏掉的夏時期的考古學文化。詳見：為什麼幾十萬年前的遺迹都發掘到了，卻找不到證明夏存在的遺迹呢？
在評論中我打了個比方，考古調查相當於一個篩子，我們已經把夏可能存在的地方都過了一遍，而且過濾出一堆大小不同的砂子，只存在能否從中找出金子的問題，而不可能存在漏掉大石頭的問題。
但是夏是否對應一個或多個考古學文化，一個文化能否分屬不同族群，這從理論上就沒搞清楚，而且考古學文化遠不是認識歷史的唯一概念工具。從聚落的層面來看，對照文獻的記載，目前的考古還差得很遠。
對於文獻上有線索的夏都，除非我們把上述地方龍山-二里頭遺址做全覆蓋式調查，並做重點發掘（起碼要做到目前伊洛地區的考古工作強度），否則斷言將來不會有新證據當然不妥。
上述文獻涉及夏人活動範圍很大，從河濟之間、豫東魯西南，到晉南、關中地區等等，考古工作仍然比較薄弱；就算是工作基礎相對好一點的河南，其實除了伊洛和嵩山南北，其他地區經過發掘的新砦-二里頭時期遺址面積也沒多少。而且大多數遺址的發現是基於傳統調查方式，能提供的社會層面的信息有限，除陶器外的內涵並不十分清楚。舉個例子，河南相當多二里頭時期遺址的城、壕等設防設施都是最近二十年才發現，包括二里頭，新砦，花地嘴，蒲城店，望京樓，大師姑，東趙……可是晉南就長期停留在東下馮和垣曲商城兩個點。未來發現新的二里頭時期的高等級聚落，或者在已知遺址中發現高規格遺存的可能性還很大。
有時考古工作做到一定強度，就足以驗證文獻的真偽。比如，看過封神榜的都知道商王紂（帝辛）生活在「朝歌」，此說約始於《帝王世紀》，有些文獻對地望還言之鑿鑿，如《括地誌》「紂都朝歌，在衛州東北七十三里，朝歌故城是也」。但是，根據對這一地區的考古調查，「沒有發現商代城牆和大型夯土台基、大型墓葬，以及其他於晚商都邑相稱的遺迹遺物。晚商遺存多數年代屬殷墟二、三期，相當於商代末年的殷墟四期遺物並不甚豐富……」（夏商周斷代工程朝歌遺址調查組：《1998年鶴壁市、淇縣晚商遺址考古調查報告》，《華夏考古》2006年第1期。）可見文獻難免有失真之處，需要考古工作去鑒別。
總之，目前的主流看法，龍山晚期+二里頭=夏，這隻能說是很粗略的框架性認識。具體到和文獻對應的細節，如單個聚落層面，還需要儘可能排除前述可能性B，彌補可能性C。隨著考古發現的增多，可能性A必定還會有搖擺。
3.早期文字本身的發展邏輯和出土概率
已知早期中國的出土文字載體，主要是甲骨、青銅器、簡牘、錢幣、璽印、石刻或玉石器、陶器等。但如果不算東周，只考慮西周-晚商，實際只有甲骨文、青銅器銘文和少量陶文的發現。
先看金文，已知的商代有銘青銅器大概超過六千件，但內容簡短，以二三字為主，超過10字者不過百件，長篇銘文出現於商末周初。關鍵是，武丁以前的有銘青銅器不過十幾件（具體數量因學者的年代判斷而異），因此估計早商也就是有銘青銅器的肇始時期了，更早以前更不可能有長篇記事銘文。如果夏的青銅器與早商相當，而且內容主要是作器者署名的話，能找到證明夏的金文的可能性有，但不大。
再看甲骨文，眾所周知晚商的甲骨文是一種非常成熟的文字，不但有大量表意單字，也有相當成熟的語法。所以很多學者推斷晚商之前應當還有一個產生、發展的階段。但是從卜骨（甲）的發現來看，甲骨上大規模刻字很可能是始於殷墟時期，二里崗時期卜骨發現了不少，也有鑽、灼程序，只是至少二里崗下層刻字尚未成定式，估計二里頭時期即便有類似的占卜習俗，發現晚商那樣的卜辭的可能性非常低。
鄭州商城出土過商代牛肋骨刻辭，據說其時代應在二里崗期（裴明相）或二里崗上層（楊育彬），可惜脫層。
有學者釋為：
又
乇土羊乙丑貞從受
七月
出現了「乇土（亳社）」這樣關鍵的卜辭，未嘗不是一個重要線索。如果這一類遺存在早商實際很多只是目前沒有發現，那意味著對更早的夏的期望又多了一分。只是，最樂觀的估計，也不太可能有晚商那樣的周祭譜，不大能指望出現世系，出現地名和若干先王先公的名字還有點可能性。
再者是小雙橋遺址出土的朱書陶文（用硃砂寫在陶器上），至少到二里崗上層二期時，書寫幾個字的能力是有的。這批陶文文字從形態到結構都顯示出與甲骨文屬於同一系統，象形文字較多，證明其前後發展是一脈相承的關係。再考慮到陶寺的朱書陶文與金文寫法幾乎一樣，比目前所知二里頭陶器刻符都更像文字，幾乎可以肯定年代夾在陶寺和小雙橋之間的二里頭是有文字的，只是沒有發現。
（但不是指其他答案重點討論普通陶器上的刻畫符號。這種符號在晚至周代的考古材料中仍很普遍，不排除有些形被文字借用，但幾乎和當時正常表音的書寫系統並行發展，而不代表文字的原始形態）
從文字內容上看，在內容方面，目前所見最早的一批銅器銘文有龜、天、臣、單、犬、賈、衛等，此外洹北商城出土的骨匕有「亞戈」，小雙橋的朱書有「天」、「尹」，這些「族徽」按曹大志的看法大都是職銜稱謂。如果是這樣的話，將來發現夏至早商的「王」器銘也是有可能的。
從出土背景看，都城內的祭祀或居住遺址還是最有可能發現卜辭或朱書陶文的地方，目前二里頭和鄭州商城都還有進一步發現的可能，遠遠沒有到都發掘完的地步。放一些古今重疊的地圖看看就知道，在這種情況下要求考古工作者掌握遺址每一寸土地會出土什麼東西，是強人所難：
王一級的陵墓陪葬的青銅器可能會有比已知的規格更高、更大者。目前沒有發現二里頭-二里崗時期的王陵，與晚商傳世器相比，傳世夏-早商青銅器並不太多、也不比考古出土的好多少。這是個好消息，意味著那時的王陵可能沒有遭到像西北崗那樣的盜擾，所以也不排除將來會有王名之類的金文發現。不過甲骨文一般不會出現在墓葬中。
從出土地點看，晚商時期除了殷墟，大辛庄也發現卜辭（而類似大辛庄這樣規模和等級的遺址已經發現了不少，將來完全有可能繼續出土），周原也有這一時期的卜辭；另外從內容上看，殷墟時期占卜記事的權力並沒有被王室所壟斷，而是有很多「非王卜辭」，那麼居住在都城外的貴族當然也可能有自己的卜辭。西周時期，除了周原，發現甲骨文的遺址更多。所以甲骨文並非只有都城才有。金文更不必說，都城以外還很多。
當然，不排除特殊埋藏條件下可以發現夏商時期的簡冊。北方並不是完全沒有飽水環境、不能保存竹簡，比如河南新蔡葛陵楚簡、陝縣劉家渠漢簡、西晉時汲縣出土的戰國簡，山東日照海曲漢簡、青島土山屯漢簡，河北定州八角廊漢簡……。問題可能在於，夏商西周的簡到底怎麼存放或廢棄，會不會放在墓里或井裡。
類似問題：
理論上來說中國是否還有更多更牛更精緻的文物沒有被出土？
提問者可能關心的是精緻文物，但我回答中涉及一般性的遺址。我覺得以中國考古這麼年輕的發展歷史來說，沒必要對這類問題持悲觀態度。
第一，中國考古起步太晚，基礎很弱。名義上是1920年代產生，但是1949之前全國做考古的才幾個人，真正能做工作的時間和地域都有局限，內戰後還有一批去了台灣，外國人也都趕走了。解放後，殘存的屈指可數的幾個學科帶頭人，主要通過短時間批量培訓才撐起門面，學科建設和人才培養都在摸索階段，期間還有政治運動的干擾。學科的真正普遍專業化、擺脫社會環境限制，要到80年代以後。之前的很多重大考古發現都有運氣成分，什麼時候類似徐旭生尋找「夏墟」、鄒衡尋找晉國始封地這樣的主動探索型重大發現佔主流並起碼要持續很長時間，我們才有底氣說，那時可能接近了地下文物實際儲量的天花板。
很多事情沒有時間和積累是不行的，以古埃及的考古工作來作比較的話，假設別人停滯五十年，而我們以現在的規模和速率再做五十年考古工作，以中國的體量之大，肯定還會有很多地方工作強度（不是說水平）趕不上目前尼羅河谷的現狀。
第二，雖然已經發現了多到常人難以想像的遺址，但是光有數量還不夠。不經過長期的發掘和研究，很多地方光靠踏查、鑽探和陶器類型學研究難以真正認識遺址價值。例如，一些大遺址發現得很早，如良渚、三星堆解放前就發現，石家河、盤龍城、石峁是1950年代發現，但發現或簡單發掘後就泯然眾人了，認識到關鍵的科學內涵卻是很晚近的事，其中除了怪運氣不好、沒有探/挖對地方，認識局限、水平不夠也是原因之一。那種出道即巔峰式的考古發現實在不多，大概稱得上的只有周口店和殷墟。
對探索夏文化來說，關鍵性的是鄭州商城和二里頭，發現不晚，持續工作也很久，但是如上所述仍有客觀條件限制，談不上已經全面掌握了重要遺存的分布。反過來說，由於力量有限+路徑依賴，有了二里頭之後再去主動探索其他大遺址的動力也降低了，與二里頭近在咫尺的偃師商城，居然是被漢魏洛陽城工作隊鑽探發現的，這足以說明還有很多類似的燈下黑問題存在。但是需要提醒外行人注意，考古並不是為了證明夏的存在而工作，它從來也沒有在這方面自我設限；考古工作者想發現大型都邑、想挖出科學意義上的好東西不假，如果這種發現增進了對於夏的認識，那也只能算作一種成果而已（對一些人而言不過是副產品）。現在由於認識和工作水平普遍提高，就考古發現而言，夏商周考古仍處在一個黃金時代，新的重大發現層出不窮，消化材料的速度都未必能跟得上，假設連續幾年中國十大考古發現中都沒有這一段的，那時候再產生提問者的擔憂不遲。
第三，很多人回答中談到，保留當時文字的遺物，可能並非不存在，而是由於埋藏原因而消失或者難以發現。但是有機物能否保存下來，本身有規律可循，除了古人自身行為、後人盜擾的因素不可預測外，其他都是可知的，比如地層、埋藏深度、沉積物特徵、地下水位等等，只是目前很少去總結，對埋藏規律談不上有多少認識，因而顯得這種發現很「隨機」。只有積累了足夠的樣本並建立預測模型，才能以一定的置信度去做推斷。目前情況下斷言發現的可能性很小，當然無法令人信服。
先回答——「有可能，但可能性很小！」
目前最早的甲骨文不一定是在約公元前1200年，而可能是約公元前1600年！
（對於 @silentwind 指出的問題，我在此表示抱歉，是我沒說清楚，下面圖片的原文其實也指出過，這三片甲骨其實是在清理的時候發現的，這對其所處的地層判斷帶來了很大影響。說它是1600bc是有爭議的，特此說明，原答案已修改）
就是上圖，一共發現3片帶字卜骨，這片最出名，因為有「乇」字，被認為是證明「亳都」所在的有力證據。它們被出土於鄭州商代遺址，距今約3600年，也就是約1600bc。
正如題主所問，「可能是夏朝的遺址被發掘了個遍」，其實沒有，如圖：
我們看到，在河南一個省裡面，處於夏朝初年（2100bc~1900bc）的遺存，就如同一把芝麻撒在一張白紙上那麼多。大多數巨型聚落和古城遺址都貫穿於整個「龍山時代」（約2800bc~1850bc）然後延續到後期三代，甚至秦漢等。
所以，根本沒辦法「發掘了個遍」，很多搶救性發掘之後，就草草結束，或者將會持續地、積年累月地發掘數十年！（比如我們熟知的三星堆遺址，現在都還沒日沒夜地在進行研究）
夏代早期隨便一個地方的遺址群，就能多到嚇死一頭牛，文字性資料根本不好找！比如下面這兩個很小的範圍內，就有如此密集的文明遺存，何年何月才能發掘得完喲？
這是山東日照兩城鎮古城的古城址示意圖！
這圖，是晉西北和陝東北部分龍山時期「石峁古城」的石頭城址分布圖，多得數不清，這裡只列舉了出名的，根據一些期刊、論文的說法，那裡從公元前3000年至公元前1850年左右，一共出現了大大小小一千多座古城址！
還有龍山時代前期、早期至晚期的，諸如：成都平原古城遺址群、江漢地區屈家嶺、石家河的古城遺址群、遼東半島的夏家店下層文化古遺址群、良渚文化晚期遺址群、齊家文化遺址群、馬家窯文化遺址群……等等。
就問你嚇不嚇人！都是公元前3300年左右至夏朝早期的遺址。
(??????) 要想都發掘完，估計還要靠後輩努力呀！
當然，要說「夏朝」，還是要在中原腹地、晉南等地去找！於是，古史學家、考古學家們，都把目光集中在了這裡，所以，我們找到了二里頭遺址（實際上是古史學家徐旭生先生根據歷史記載找到的），可惜，文字資料始終沒發現啊！
為什麼沒發現呢？
其一：當時的文字載體極難保存，諸如竹簡木牘等，幾乎就沒有發現過早於3000年以前的，但是恰好又有證據表明那時候的人，就是用竹簡木牘來書寫文字的（唯爾知，唯殷先人，有典有冊！典冊，即竹簡木牘等），所以很難保存！
其二：發掘某個東西存在「或然性」，比如殷墟甲骨文，如今流傳於世的甲骨文片多達14萬片之多，但是，其中99.99%（這個表述不嚴謹，我只是為了說明它多，不要當真！）都是來自於安陽殷墟遺址！除了這裡，其他如洹北商城、鄭州商城等地也有及其少量發現，就沒了（可能還會有人較真，其實周代也有甲骨文，甚至漢代也有，不必太認真，我們說的是哪個時代的，大家心裡其實都清楚，我也不是寫論文，好多都是憑記憶寫的）！所以，假如沒有發現殷墟甲骨文，而是僅發現了鄭州商城的那三片甲骨文，估計就會把它當成「孤例不證」的典型，認為那只是刻畫符號，是不是文字就有待考證了！所以，它存在「或然性」！
所以，要想在二里頭遺址、新寨遺址或者陶寺遺址發現成篇書寫的文字，那是極其困難的！
那麼，除了甲骨文以外，其他文化遺存有沒有更早的類似文字的東西出土呢？
有！
這個是一個刻符，和甲骨文的「車」字寫法一模一樣！來自於約3750年至3540年前的二里頭文化！
這是一個陶器底部的陶文！來自於吳城文化一期，約3800年前，這是一個後來和商朝敵對的文化。他的刻符幾乎與甲骨文毫無區別，簡直一模一樣！
甚至能將某些內容解讀出來喲！
正如題主問題里的描述「至今仍未發現文字證明夏的存在」，文字一定是關鍵，沒有出現類似「我是夏朝」這樣的文字，真的是沒法證明它出現過的。
但也有一個紕漏，那就是，在商朝以前，夏朝人自稱「夏」嗎？
萬一它像西亞的文明一樣呢？比如蘇美爾文明，希臘人稱之為「蘇美爾」，所以，希臘之後都稱之為蘇美爾！
然而，他們自稱，則是「黑頭人」，我們是不是可以說，蘇美爾根本就是希臘人編造的嘛，考古都不能證明，就像某些人極力否認夏朝 是一樣一樣的！
商朝以前，如同古巴比倫以前一樣，都是存在更早的文明的，比如
二里頭文化（約前1750年~前1540年）
新砦期文化（約前1850年~前1750年）
古城寨遺址（即龍山時期，約前2600年~前1900年）
他們都發生在這塊疑似「夏朝」統治過的區域里，而且時間線連貫於整個虞、夏、商、周四代！
比如土上這個「新砦期」的都邑，就是在古國混戰的龍山時代里，唯一一個勝利者，它直接「上承龍山時代文明要素，下啟二里頭文明特徵」，是一個典型的過度期遺址，直接證明了二里頭的王朝文明和龍山時期邦國文明的承接關係！
而根據考古工作者的猜測，新砦期文化遺存，可能就是龍山時期王城崗集團的接棒者
王城崗古城所處的這個位置，在古代有一個名字，叫——陽城！
古代文獻記載「禹都陽城」！這算是一個漸接證據，證明「夏」是二里頭的可能性！
還有個問題，那時候有「文字」嗎？
哈，還真有！
比如，上圖所示，甲骨文中，明確記載，在商湯以前的先公，就有「史官」的存在了（約3800年之前）！也就是說，在「夏朝」紀年（約4100年至3600年前）內時，就有能「成篇」存在的文字了！
【關於「上甲史」和「帝史」是否為「史官」的懷疑，我想解釋一下。我的意見是——我認為是！
〈參考了《商代史》等綜合性材料的結論，而不只看部分論文〉
以上2018.9.1添加】
文字從被創造出來，到能達到初步成熟的書寫體系的過程，就一般規律（比如蘇美爾文明）而言，少說也要700年左右
（蘇美爾文明始自約5500年前，最早的文字約出現於5300年前，能書寫成篇文字約在4600年前）！
所以，如今的考古工作者，大都相信，在龍山時代，理應存在「甲骨文的前身」！如下兩幅圖，是許宏教授的觀點：
所以，能不能出土文字，看運氣！
能不能出土寫著類似「勞資是夏朝」的文字，更要看運氣！
畢竟，夏朝人的自稱可能不是「夏」呢！
就好比古希臘口中的「米諾斯文明」，現在也是硬套在「克里特島」的文明（他們直接就叫的「米諾斯文明」）頭上的，這個文明的文字——線形文字A，出現於約公元前1800年，但根本就沒有辦法破譯，後來入侵的邁錫尼文明基於此文字，衍生出了線形文字B，後來被現代人破譯了，但裡面也隻字未提「米諾斯」。
可是，他們還是管這個文明叫「米諾斯文明」，而且時間被定位為約5000年至3450年前（文字出現於約3800年前）。
而且，當時的古城實在太多，誰知道中原地區的哪個類型遺存是「夏」呢？
比如這座古城，始建於4600年前（龍山時代），沿用到了漢朝以後。這裡就是傳說中的「軒轅丘」所在——新密古城寨遺址。
而根據記載，大禹世系是這樣的：
黃帝-昌意-韓流-顓頊-鯀-禹
《古本竹書紀年》又說：
黃帝至禹為世三十
那麼，這裡，大禹也有可能住過呀！
這就是古城寨古城，一座龍山時代古城，由於保存得太完好，甚至被當做了周朝的古城！
有5層樓高，採用小塊版築的技術，得以歷經5千年歲月而依然雄偉壯麗。
圖片來自於水印
城牆剖面！
古城鳥瞰
最後，給大家獻上一隻金蟾寶寶，來自3700年前的凝視
別特么忘了點贊哦！（?ò ? ó?）
其實還有4000年前的，陶寺遺址的：
………………以上為201809的答案………………
沒想到這個答案這麼受歡迎，感覺考古和古史的話題一直都很小眾，不過去年9月份的回答能受到接近4千人的關注，我還是非常興奮的啊！
今日得寬裕，瀏覽了前面幾個答案，其實，大家也不必對「夏朝文字」出土太過悲觀，如同樓上的專業從業者的回答，世上無難事，只要肯登攀，那個時代如果存在，我們就必然找到蛛絲馬跡，這點毫無疑問，夏朝的存在，我個人認為是板上釘釘的事，跑不掉的！沒理由從西周一直到秦漢這接近1000年的時光里，一群讀書人鍥而不捨地去編造一個彌天大謊吧！
正如甲骨四堂之一王國維先生的觀點：由殷周世系之確實因之,推想夏後氏世系之確實,此又當然之事也。
這就是在肯定太史公的功績了。利用地下資料與古籍記載相印證的「二重證據法」當然可以完整地推導出3600年前那個神秘王朝的存在！
我們相信夏代史存在文字的，這點已由出土的無數零散證據所證實，缺乏的只是像甲骨文這種大批量高度集中地出土罷了。
從二里頭卜骨的出土不難看出，當時是有甲骨占卜的習俗的，但是刻辭在上面的習俗還沒有形成，不過用甲骨占卜的習俗卻是很古老的，早到8000多年前的賈湖遺址近的也有4300年前的石峁遺址！
這就是新密黃寨遺址出土的二里頭文化二期刻辭，可以說和之前大家看到的那些「陶文符號」像文字太多了，而且也和甲骨文太像了！
但唯一的缺點就是「少」，少就不成體系，不成體系就不能斷定它「肯定」是文字
前面那個字上面像甲骨文「羊」字的上半部分，下面則像一個「八」字，個人猜測應該是某個專有名詞。
而後面那個字就太明白了，凡是對甲骨文有所深入的人，第一個反應我覺得都是「民」字！不過也有一些學者認為那是「夏」字，在我看來，這個判斷，不無存在感情因素的判斷在裡面。但終究後一個符號，我個人覺得更像「民」字，組合起來應該是「某民」或者「民某」
無論如何，找到當時的文字，並證明「夏朝」存在的可能性是有的，比如像甲骨文一樣，找到並證明了從約4000多年前的高祖夒、兕、河等一直到3050年前的帝辛之前的世系，只不過「能否找到」的可能性的「高低」，我認為在沒有證明這個言論以前所下的斷言，其實都是美好願景的一個猜測而已了！
………………20190616………………
中華文明具有悠久的歷史，然而真正有記載年代的「信史」卻開始於西周共和元年（前841年，見於《史記·十二諸侯年表》），此前的歷史年代都是模糊不清的。
司馬遷在《史記》里說過，他看過有關黃帝以來的許多文獻，雖然其中也有年代記載，但這些年代比較模糊且又不一致，所以他便棄而不用，在《史記·三代世表》中僅記錄了夏商周各王的世系而無具體在位年代。
因此夏代究竟存在與否？夏與商的交接是在什麼時候？二里頭遺址真的就是中國第一個王朝夏的都城嗎？
種種疑問接踵而來，甚至有些外國學者認為：所謂夏朝，根本就是商人臆想出來的歷史傳說。
隨著夏商周斷代工程的開展，夏朝「信古派」和夏朝「疑古派」的矛盾最後集中在：二里頭文化能否被命名為「夏」。
所以說「夏文化不是沒有發現，而是用什麼方法去辨認它。」
經過60年的科學考古發掘，二里頭遺址有多項重要發現，對研究中華文明的起源、王國的興起、王都的規制、宮室制度等涉及中華文明發展的重大問題都具有重要參考價值。
2019年10月19日，二里頭夏都遺址博物館正式開館，口說無憑，我們一起在博物館中尋找夏都遺證吧↓
二里頭夏都遺址博物館位於河南省洛陽市偃師二里頭村，館藏2000餘件文物，距離洛陽市區20多公里，憑身份證免費參觀，博物館建築本身的設計非常值得一提，外觀古樸簡拙，不算高大，但氣勢卻無比恢弘。
非常有特色的一點是，因為二里頭遺址發現了30多座夯土建築基址，是迄今為止中國發現的最早的夯土宮殿建築基址群，而且早期宮殿遺址都是用夯土築造的，所以博物館外圍及內部裝修大面積採用全手工夯土牆工藝，共使用夯土4000立方米，是世界上目前最大的單體夯土建築。
除了夯土，博物館內部裝修採用大量做舊的紫銅板裝飾，因為夏朝是中華民族第一個青銅王朝國家。這裡有中國最早的鑄銅作坊和青銅禮器，用夯土和紫銅，寓意一個『破土』而出的宮殿和一個最早的青銅王朝。
進入展廳前先走過的的是一條文化長廊，兩邊的雕刻把二里頭遺址挖掘出來的重要文物都展示出來，彷彿帶人穿越時間隧道，走回四千年前的泱泱王都。
前言：夏，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王朝，在歷史文獻與考古發現的雙重證據中，正在從傳說時代走向歷史真實，《史記·夏本紀》正在成為翔實可信的歷史記載。
二里頭遺址，自1959年以來60年的考古挖掘、幾代考古人的潛心探索，一個規劃有序、功能悉備、宮室翼翼、百工齊聚、禮樂初成的東亞大都，揭開了塵封的記憶。
以二里頭遺址為代表的二里頭文化，作為中華文明總進程的核心和引領者，匯多元以成一體，綏萬邦而達天下，最早的廣域王權國家由此奠定，華夏第一王都從這裡走來......
Part 1：第一王朝（夏代歷史發展脈絡的傳說及相關佐證）
這一展廳從大禹治水開始介紹，大禹治水結束後，將所到之地進行重新劃定，歸為九州，奠定了華夏國家的雛形。所以九州即禹跡，禹跡即天下，天下即中國，成為華夏民族的共識。
在大禹的傳說中有禹征三苗、禹會塗山等歷史記憶，這與長江流域的後石家河文化遺址、淮河流域的禹會村遺址相互呼應。同時黃河流域的王城崗、瓦店、古城寨、二里頭等遺址，印證了禹都陽城、啟享鈞台、后羿代夏、少康中興、桀居斟鄩以及成湯代夏等一系列夏代重大歷史事件的發生，這些證據都在第一展廳一一陳列。
有夏之居，邦國林立的中原沃土，文獻記載和考古發現的多重證據一次次在這裡彙集。中華文明多元文化在經歷了漫長發展和交融後，終於在河洛之間形成王朝國家的中心。中國歷史上第一個世襲制王朝在這裡上舞台。
▼1.1 茫茫禹跡 九州攸同
這一展廳主要內容為介紹大禹相關傳說以及展示與其傳說相吻合的佐證，以證明傳說的真實性。
距今4000年前，一場波及黃河流域的特大洪水，使天下蒼生憂患重重。這場洪水並非傳說，考古發現，黃河流域的上、中、下游分別都找到了洪水堆積遺迹，時間在4000年左右的龍山文化晚期與二里頭文化早期之間，恰好就是傳說中的大禹時代。
二里頭遺址位於伊洛河故道的二級台地上，從發掘地層的剖面分析，可見古洪水堆積層的清晰記錄。
洪水肆虐，堯先安排禹的父親鯀治水，鯀採用圍堵的方法，九年無功而返，堯流放鯀並讓禹繼續治水，禹吸取了父親的失誤，改圍堵的方法為疏導，並親操耒耜(lěi sì：我國古代神農發明的農具, 用於農業生產中的翻整土地) ，披風沐雨，三過家門而不入，疏河浚川，最終平定水患。
在治水的過程中，龐大的工程使得廣泛地域內民眾和邦國的協力合作，為部族聯盟和早期的國家形成奠定了基礎，也使得大禹洞察到了各地自然人文、了解到了各族民眾的生活習俗，根據這些，大禹將天下劃分為九州——這就是「禹跡」組成的九個部分，實際上也形成我們最早的行政區劃。
從此以後，九州即禹跡，禹跡即天下，天下即中國——標誌著中國早期文明多元一體格局的形成，多民族統一國家的最早雛形由此誕生。
大禹治水傳說相關輔證：
▼豳（bin）公盨（xu）
西周時期 現存於北京保利藝術博物館
豳公盨為國家一級文物，為西周中期遂國某國君「遂公」所鑄青銅禮器，鑄有銘文98字，是目前所知中國最早的關於大禹及德治的文獻記錄。專家認為這證實了大禹及夏朝的確存在。
▼秦公簋
春秋時期 現存於中國國家博物館
秦公簋銘文最出名是其製作方法，先用墨書、後契刻模型、再翻范鑄造而成，開創了中國早期活字模之先導。但其內容也十分珍貴，銘文內容記載秦國建都於禹跡，引以為豪，歷十二代，威名遠震，說明「禹跡」的正統觀念已經深入民心。
▼1.2 賜土命氏 祚儀天下
文獻記載大禹治水後，舜傳位於禹，之後經歷禹都陽城、禹征三苗、禹會塗山等重要歷史事件，奠定了夏平定天下、建立統一王朝的基礎。 那麼，最初的夏都陽城在何處？夏禹和東夷南下征？伐的苗蠻最後怎麼了？禹會塗山是否真的完成了萬邦來朝？這一展廳將相近時間段和相關地域遺址的考古成果展示給我們，有助於我們揭開這段歷史的真相。
▼禹都陽城
《史記·夏本紀》記載，大禹繼位後本想傳位於舜之子商均，因此避居陽城，但是天下諸侯心向大禹，大禹最終遵從民意，即天子位。考古工作者在登封市王城崗發現了三座河南龍山文化晚期的城址，這裡的墓葬坑已出現人牲，說明階級已經開始出現。同時還在城址東側發現了戰國時期的陽城城址，以及帶有「陽城」戳記的陶器。結合文獻和考古發現，專家認為王城崗遺址就是「禹都陽城」。
▼禹征三苗
早期國家的形成離不開軍事征服和擴張，考古研究表明，分布在豫西地區的王灣三期文化，在夏代早期呈現明顯的擴張態勢，而同時期地處江漢平原的三苗文明的石家河古城走向衰落，並興起了與王灣三期文明交融的後石家河文明。專家認為，上述變化應是「禹征三苗」這一重大歷史事件在考古文化上的具體表現，多重文化的交融，也為二里頭文化的興起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禹會塗山
大禹憑藉治水功業以及強大的軍事實力，會天下諸侯於塗山，成為天下共主。中國完成了從古國社會向王朝國家的轉型。自此，一個地域遼闊、族群多樣、文化多元的「統一中國」開始走上歷史舞台。
在蚌埠市的禹會村發現了一處重要的龍山文化時期的祭祀遺存，出土文物既有屈家嶺文明又有石家河等文明的遺存，多種文化在這一時期同時出現，時間地點也比較吻合，專家認為此處應是禹會塗山導致的結果
▼1.3 夷夏東西 夏道興衰
據《史記·夏本紀》和古本《竹書紀年》等文獻記載夏代，統治時間超過400年，共歷經十四世17位王。
因此，為了佐證夏的真實存在，探尋「夏」這個字意義非凡，從歷代出土和傳世文獻中，綜合學者的辨識考證，尋求「夏」字的演變規律，可以比對出二里頭文化時期，密縣黃寨遺址的卜甲刻符，正式「夏」字的雛形。
從地理位置上來探究，根據文獻記載，夏代部族，彼此之間尚處於聯盟狀態，還沒有明確的疆土，而且夏代的都邑也因為暴亂等種種原因屢經變遷。但從都邑的分布情況來看，主要控制區是豫西、豫東、豫北、魯西和晉南部分區域，核心控制區則是豫西地區的洛陽盆地附近，該區域就是歷史上所謂的「有夏之居」。
相關歷史傳說及佐證遺址：
▼有夏之居（大禹時期）——王灣遺址
王灣遺址位於洛陽市澗西區王灣村北，尤其是王灣三期遺存，是河南龍山文化的主體遺存，學界普遍認為這類遺存屬於早期夏文化。
▼鈞台之享（夏啟時期）——瓦店遺址
禹崩於會稽之後，禹之子啟自取王位，改禪讓為世襲制，並在陽翟築鈞台大會諸侯，從而確立了「天下共主」的地位，標誌著夏王朝正式確立，開啟「家天下」的統治模式。
瓦店遺址位禹州市瓦店村，遺址中台地上均發現有河南龍山文化晚期的大型環壕防禦設施。
還發現有建築基坑、瓮棺墓和土坑墓，可見有遷墓的歷史，有學者推測瓦店遺址有可能是夏啟所都的陽翟。
▼后羿代夏（太康時期）——新砦遺址
夏啟崩，子太康立，文獻記載太康沉迷於狩獵，不理朝政，外失於民，內失於兄弟，因此國家衰弱，加之東夷有窮氏首領后羿憑藉善射的能力取得太康的信任，並逐步進入夏王朝核心統治層，最後將太康取而代之，主廚朝廷，不得返國，史稱「后羿代夏」。
新砦遺址位於新密市新砦村，主要遺存為河南龍山文化晚期和二里頭文化早期，設有外壕、城壕、內壕共三重防禦設施，中心區建有大型城址。
同時在這裡發現一處天子才有權利會盟或主持最高等級祭祀用的「墠」，可以證明這裡當屬王都性質的都邑，而這裡很多文物卻具有東夷文化色彩。
比如，該遺址出土的一塊陶器蓋殘片，上面以陰線刻出獸面紋樣，就是我們熟知的饕餮紋，具有明顯的東夷文化色彩。大量相關證據可以佐證后羿推翻了夏代正統，就把東邊的這些因素帶到了中原地區來，后羿代夏確有其事。
▼少康中興（少康時期）
太康失國，在外流亡，后羿代夏，太康死後，立其弟仲康，仲康死後立其子「相」，時間都非常短。相薨之後，其遺子少康，團結夏眾，完成了復國大業。之後少康勵精圖治，實行德政，國家大治，史稱「少康中興」，歷經太康到少康這三四代王時期，夏王朝經歷了失國、復國和中興的全過程，可謂跌宕起伏。
少康之子杼繼承父業，汲取史鑒，為鎮撫東方諸侯，遷都於老邱，王朝戰略重心東移，因其顯赫的歷史功績，被稱為聖主，夏王朝的統治也開始進入穩定繁榮期。
▼鳴條之戰（夏桀時期）
夏朝末年（公元前1600年左右），由於夏桀暴虐無道，王朝內外矛盾重重，百姓憤慨，諸侯離心，夏的屬國商漸漸演變為與之抗衡的對手。商王成湯孤立夏後氏，在鳴條進行最後的決戰，最後一舉攻克夏邑，這場戰役就是夏王朝滅亡的轉折點。
▼夏商更迭（商湯時期）——偃師商城遺址
夏王朝滅亡後，商湯任用賢能，廣施仁政，國力日隆，引四方臣服，至此，作為中華文明社會和王朝的開拓者夏王朝，消逝於中華淵源流長的歷史長河，商王朝，開始走上歷史舞台。
洛陽偃師商城遺址，商代早期二里崗文化時期的遺址，為商代的遺址，夏商文化界標，為商湯滅夏後所得，是夏商時期布局結構最清楚的都城遺址，它的發現為夏文化和商文化的分界提供了重要的實物證據。
小結：在大禹的傳說中有禹征三苗、禹會塗山等歷史記憶，這與長江流域的後石家河文化遺址、淮河流域的禹會村遺址相互呼應。同時黃河流域的王城崗、瓦店、古城寨、二里頭等遺址，印證了禹都陽城、啟享鈞台、后羿代夏、少康中興、桀居斟鄩以及成湯代夏等一系列夏代重大歷史事件的發生。
Part 2：赫赫夏都（二里頭遺址考古成就）
二里頭，古洛水之北，一個古老而又神奇的村落，塵封著中華文明的起源和記憶。
1959年，著名古史學家徐旭生先生率隊，根據文獻記載和歷史地理信息，在豫西一帶尋找「夏墟」，開啟了二里頭遺址考古發掘和科學研究的新征程。從此一代代考古人薪火相傳，用60年的時間，雖然僅2%的考古揭露，但也取得了豐富成果證實，這裡曾經是規劃有序、布局嚴謹的華夏王都。其金玉共振、禮樂相和、龍騰華夏、戈兵攘攘，呈現出統領天下的中央王朝氣象。一整套完備而規整的中國古代政治文明特質的王權禮制昭示著最早中國、第一個具有廣域王權國家的誕生。
通過這些與傳說的時間地點一一吻合的最高等級的禮器、兵器、圖騰，來證明夏王朝不朽的文明是真實存在的。
▼2.1 國之大事 在祀與戎
「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祭祀以通神人，是凸顯君權自天而授等政治倫理的主要手段；戰爭則是解決部族衝突的極端模式，是鞏固和拓展世俗政治的有效方式。圍繞祭祀與戰爭等「國之大事」，「夏禮」蓬勃發展。
早在春秋時期，孔子欲究「夏禮」，就已感慨「文獻不足徵」。二里頭遺址是王朝禮儀活動的主要發生場所，雖然早已物是人非，但在殘垣斷壁之間，金玉陶骨之中，依然有「夏禮」的蛛絲馬跡可尋。
▼王朝祀典
早期王國都邑，兼有實用、祭祀和禮儀多種功能。二里頭遺址宮殿區以北有專門祭祀區，宮殿區內有專門的祭祀場，特定的祭祀場所往往經過特殊處理，顯示了祭祀活動的神聖、威嚴。祭祀的貢品有動物犧牲，也有大量人祭。多種祭祀形式已形成一定的制度，這既是社會政治生活和登記制度的重要體現，也是二里頭文化進入國家階段社會複雜化的重要標誌。
▼圓形祭壇
分布於宮殿區以北的祭祀遺迹，主要包括圓形的地面建築「壇」和長方形的半地穴建築「墠」及附屬於這些建築的墓葬，出土了大量隨葬的銅、漆、陶等禮器。
▼幼豬祭祀遺存
位於宮殿區東北部的1號巨型坑，發現多處幼豬完整骨架和部分豬骨。完整的豬骨方向多樣，但均為四肢向左、脊背朝右的側身姿勢，夏朝有尚「左」的習俗，應為有意擺放，可能是以幼豬為犧牲的祭祀遺存。
▼二里頭出土的與祭祀相關的文物
還出土了大量與祭司有關的文物，已經包括占卜需要的甲骨，一些用來通靈的動物造型的陶器。
▼陶蟾蜍
該陶蟾蜍造型奇特，生動有趣，為後人研究夏朝陶器的製作工藝提供了重要實物例證。同時，該陶蟾蜍的出土，說明從夏朝開始就有為吉祥之物做模型的習慣了，它寄託了古人對美好生活的追求與嚮往。
▼白陶形飾
這種白陶形飾一般三個為一組，用繩子穿起佩戴在大巫師額頭作為裝飾，是等級非常高的裝飾品。
▼禮已酒成
酒在中國古代祭祀儀式中扮演著重要角色，「禮」字本意就是以「醴酒」舉行的儀式。夏人與酒關係密切，之前提到的少康中興的少康被譽為「釀酒師祖」，史稱「杜康」。從二里頭遺址出土的青銅和陶制酒器中，依然可以窺探當時飲酒之盛。酒器是夏人禮儀制度中的重要載體。在二里頭遺址出土的青銅和陶制酒器中依然可以窺探當時飲酒之盛。酒器是夏人禮儀制度中的重要載體，在二里頭遺址出土的陶制酒器有溫酒、盛酒和注酒用的盉、鬶，溫酒用的爵，飲酒的觚等，只有貴族們才可使用。還有用於釀酒和貯酒的大口尊等。
▼二里頭遺址出土的陶質及青銅酒器
青銅酒器出現於二里頭文化晚期，從陶質酒器的形制演化而來，數量極少，只有高級貴族才能夠使用。在人們掌握鑄造青銅容器技術後，這種貴金屬首先被用來製作酒器，足見酒器在當時王朝禮制中的崇高地位。
▼白陶盉
這件盉用白陶製作，色微泛黃，造型規整優雅。燒出這種顏色要用到高嶺土，燒制溫度要從普通陶八九百攝氏度的燒制工藝提高到一千攝氏度以上，可見當時二里頭祖先已經掌握了很高的制陶技術。
▼鴨形壺、象鼻盉
鴨形壺和象鼻盉具有南方江浙地區的藝術特點，通過對其出土情況和類型學研究、文化因素分析,可以發現中原地區和周邊地區存在以象鼻盉為紐帶的貢賜關係，作為重要禮器，凸顯了當時二里頭作為中心的強大影響力，是早期國家階段多元一體格局的一個縮影。
▼銅斝——目前所知年代最早的銅斝之一
斝用於盛酒或溫酒，是中國古代青銅文化中最早出現的青銅酒器之一，而其源頭則是龍山文化廣泛出現的陶斝。據考察，二里頭遺址出土的這件青銅平底銅斝為夏王朝晚期遺物，一共只發現兩件，是目前所知年代最早的銅斝之一。
▼乳釘紋銅爵——「華夏第一爵」
夏商尚酒，青銅爵在夏商時期的青銅器代表身份的象徵，迄今為止，我國發現最早的青銅爵，當屬這件二里頭遺址的夏代乳釘紋銅爵，被譽為「華夏第一爵」的夏代乳釘紋銅爵。
夏代文物簡樸飄逸，乍一看雖然不起眼，細看卻耐人尋味。就像這件乳釘紋銅爵，前有長流，後有尖尾，宛若一位輕盈舒展、迎風而立的窈窕淑女，周身散發著俊巧清逸的氣息。說明當時工匠的藝術水平和技藝已經達到相當高的高度了。
▼鑄鼎象物
鼎是史前時期最常見的炊器。到了夏代，青銅鼎發展成為最重要的禮器，成為國家政權的象徵，這一傳統數千年延續不覺。二里頭遺址出土的鼎有青銅和陶兩種質地，陶質圓鼎和方鼎的流行，反映出鼎在貴族禮儀實施中的重要功能和在夏人日常生活中的重要地位。
這種大口圓鼎的器型是二里頭獨有的器型。
▼陶方鼎——中國最早的方鼎
二里頭遺址出土了幾個小方鼎，是中國最早的方鼎，不過是陶的，這些陶方鼎個頭非常小，可能是模型或者玩具，但製作方式和快輪制陶原則的造型不同，所以這可能是銅方鼎的仿製品，中國古代的器物，方形比圓形的工藝更難，等級更高，分量更重。說明那個時代也許已經有等級更高的銅方鼎存在。
▼方格紋銅鼎——「華夏第一鼎」
這件青銅鼎其造型和紋飾風格與中原龍山文化晚期的陶鼎幾乎完全一致，但材質卻是當時罕見的貴金屬——青銅。銅爵代表了先進的科技水平，方格紋銅鼎是迄今為止已知的我國最早的青銅鼎，證明了當時已有能力生產金屬重器，被譽為王權禮制萌生的象徵。這也是二里頭發現的唯一青銅鼎，被譽為「華夏第一鼎」。
鼎在商周時期持續發展，鄭州商城就發現買有大方鼎的銅器窖藏，殷墟則出土有重逾832公斤的後母戊大方鼎，兩周時期則以列鼎制度彰顯使用者的身份地位。夏商周三代在用鼎禮儀制度上一脈相傳。
▼奉玉成禮
《左傳·衰公七年》載：「禹合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玉、帛是敬獻給神靈和地位尊崇者的禮物，是先秦禮制中的主要禮器類別。圭、璋、璧、琮、琥、璜等所謂的「六瑞」是玉禮器的代表。
二里頭遺址出土的玉器主要有禮器和儀仗類的牙璋、璧戚、圭、琮、戈、鉞、刀、柄形器和鈴舌等，工具及武器類的鏟、錛、鑿、簇和紡輪等，裝飾品類的圓箍形器、環、墜飾、尖狀飾、管和月牙器等。
這些玉器製作工藝非常精美，有的甚至鑲嵌了綠松石。其中顯示王權神聖威嚴的儀仗用器，特別是有刃玉器受到高度重視。
▼青玉牙璋
牙璋的造型可能來源於農作物的鏟，後發展成農業社會中政治權利的象徵，作為中國王朝國家文化孕育原生地的牙璋，隨著二里頭的擴張，將王權禮制的影響輻射到南中國和更廣大的區域。二里頭牙璋傳播的模式，反映出廣域王權制度在東亞數千公里範圍內的波及，也印證出二里頭政權成為此廣域政治核心的代表。
▼七孔玉刀—— 二里頭出土最大玉器
夏七孔玉刀保存得相當完好，是迄今為止二里頭出土的最大的一件玉器。
刀背處有等距且排成一條直線的七個圓孔，而且上面的網狀幾何格紋相當精美，說明當時已經有非常好的幾何學知識，且年代久遠位於夏中晚期，這期間出土的玉器非常少，為進一步探索夏文化提供了可靠的實物例證。七孔玉刀非常珍貴，但作用至今有爭議，它可能是力量和王權的象徵，也可能是喪葬的某種風俗，甚至可能是行刑的刑具（刀刃處有黃色沁）。
在二里頭遺址中，銅、玉禮器與宮城、大型宮殿建築群的出現大體同步，說明用以維持王權的宮廷禮儀已大體完備，可見來自東方大汶口——龍山文化、南方後石家河文化和西北的陶寺、石峁文化因素，通過四域的整合，二里頭遺址出土玉器成為多元一體的實物例證。
▼樂以相和
高度發達的禮樂文明是中國古代文明的重要特徵。在舉行祭祀或其它禮儀活動時，往往伴隨音樂。文獻記述夏代的音樂已經十分發達。相傳大禹治水成功之後，特命皋陶做夏?九成，以昭其功，是中國夏朝之前非常著名的一個大型傳統舞樂。
二里頭遺址出土的樂器有等多種類型，推測夏代已經有了比較完備的樂制。銅鈴多配有玉、石質的鈴舌，上殘留有用於系掛鈴舌的麻繩，外有紡織品包裹痕迹。
▼龍騰華夏
龍是中華民族共同的圖騰。中國人心目中的龍，集多種動物特徵為一身，變化莫測，飛天潛淵，興雲布雨，成為萬民敬仰的王權象徵。龍的崇拜可以追溯到史前時期，經夏商周三代，至秦漢時期基本成形。
夏代有尚龍之俗，二里頭遺址出土較多龍形象文物，綠松石龍形器製作精美，等級高、體量大，可以視為華夏民族最早的龍圖騰。
▼兵戎森森
有夏一代充斥著戰爭。從禹征三苗到啟與有扈氏大戰於甘，從太康失國到少康中興的夷夏紛爭，從夏桀伐岷山到商湯十一征而無敵於天下，征伐與被征伐貫穿了夏王朝的始終。戰爭是鞏固王權、抵禦外敵的重要手段。戰爭起而軍禮興，軍禮是彰顯武功的主要形式。
二里頭遺址出土的青銅兵器有戈、鉞、斧等，既可用於實戰，也可用作儀仗。青銅兵器的禮器化，是王權在二里頭時代出現的重要標誌。
▼青銅簇
簇是射遠之器，二里頭遺址出土有有銅、石、骨、蚌等多種質地的簇。簇的形制上承河南龍山文化的傳統，分為無脊的扁平三角形簇和有脊的棒狀簇兩種，少數扁平三角形簇用於狩獵。而多數細長而分量稍重的簇則是實戰用器。特別是在一墓主人胸骨上發現一枚銅箭頭，兩翼圓挺，其深射入骨，證明了簇的實戰功能。
二里頭文化晚期，這類實戰性強並製作規範的青銅簇大量出現，意味著當時珍惜的銅料來源有了初步的保障，青銅器生產規模日益擴展。戰爭在國家文明進程中日益重要。
小結：這裡曾經是規劃有序、布局嚴謹的華夏王都。其金玉共振、禮樂相和、龍騰華夏、戈兵攘攘，呈現出統領天下的中央王朝氣象。一整套完備而規整的中國古代政治文明特質的王權禮制昭示著最早中國、第一個具有廣域王權國家的誕生。
▼2.2慎終追遠 民德歸厚
中華民族的傳統生死觀，強調「慎終追遠，民德歸厚」，主張「事死如生，事亡如存」，由此發展出極為宏偉完備的喪禮。二里頭遺址已經發掘了400餘座二里頭文化時期的墓葬，充分展示了當時的喪葬禮俗、社會結構及其禮制。
▼墓葬等級制度解析
根據墓葬規模、葬具之有無及隨葬品的種類與數量，可將已發現的墓葬分為以下幾個層級。
▼一級墓葬
隨葬有銅、玉禮器的墓。隨葬青銅酒器爵、盉、斝等，大型玉器璋、刀、圭、鉞、戈以及柄形器等，一般還伴出漆、陶禮器（含白陶器）等隨葬品。這類墓有木棺、鋪硃砂（一種紅色礦物質，一般認為應與宗教信仰有關，同時也是身份登記的標誌物），墓坑面積在2平方米左右。這類墓只發現了10餘座。在宮殿區內發現的隨葬綠松石龍形器等罕見的貴族墓應是其中規格較高者。
▼綠松石龍形器——中華民族龍圖騰的正統根源
在二里頭遺址的這座一級墓葬的墓主人屍骨上，發現了這件綠松石龍形器。年代約為距今3700年前後，約為夏代中後期。墓內出土隨葬品總數達上百件，包括銅器、玉器、綠松石器、白陶器、漆器和海貝等。這些文物匯聚了不同地區的資源，體現出二里頭統治者對四域文化創造的掌控和強力整合。這種構建廣域王權國家秩序的努力，見證了二里頭文化從新石器時代向青銅時代的過渡。
墓主人頸上掛著一串海貝（有的還組合成花瓣狀），頭部放3個斗笠形的白陶器，其頂上還各綴著一顆綠松石珠；綠松石龍形器在墓主人骨架之上，應是被斜放於墓主人右臂之上，呈擁攬狀，一件銅鈴置於龍身之上；腳下和身旁有漆皮色彩仍然鮮紅的漆器，大量的陶器打碎後放在墓主人身體周圍。
伴有銅鈴的綠松石龍形器，應是墓主人在宗教祭祀和禮儀活動中奉之敬之的核心儀仗。
綠松石龍形器長64.5厘米，由2000餘片綠松石片組合而成，每片綠松石的大小僅有0.2~0.9厘米，厚度僅有0.1厘米左右。其形體長大，巨頭蜷尾，龍身曲伏有致，形象生動傳神。龍身由綠松石片組成的菱形主紋象徵鱗紋，連續分布於全身，龍頭略呈淺浮雕狀，鼻、眼則充填以白玉和綠松石，其用工之巨，製作之精，體量之大，在中國早期龍形文物中都是十分罕見的，令人嘆為觀止。
夏代的綠松石龍形器，象徵著華夏文明的龍圖騰的形成。這一「超級國寶」的發現，專家學者無比興奮，大家一致決定將其命名為「中國龍」，並認為它的出土，為中華民族的龍圖騰找到了最直接、最正統的根源。
▼鑲嵌綠松石獸面銅牌飾
鑲嵌綠松石獸面銅牌飾是極具二里頭文化特色的重器。器身以青銅鑄出主體框架，呈四角鈍圓，略呈亞腰形，兩側各有對稱環鈕，其上以數百片綠松石拼合鑲嵌出獸面紋，其加工精巧絲絲入扣，雖歷經三、四千年無一鬆動脫落，是目前發現最早 也是最精美的鑲嵌銅器，可以說他的發現開創了鑲嵌銅器的先河。
二里頭一共出土三面銅牌飾。出土時安放在墓主人胸部，從兩側有對稱的穿孔鈕可見，穿綴於主人胸前，應作為溝通天、地、神、人等的重要載體。
▼二級墓葬
二級墓葬是隨葬有陶禮器的墓。隨葬陶酒器爵、盉、鬶、觚等，其中不乏白陶器。一般還伴出陶質的食器和盛貯器，以及漆器、小件玉器和銅鈴等。有的有木棺或硃砂，墓坑面積在1平方米左右。這類墓占正常墓葬的一小半。
▼三級墓葬
三級墓葬是隨葬少量日用陶器或沒有隨葬品的墓。一般不見棺木，無硃砂。墓坑面積在0.8平方米以下。這類墓占正常墓葬的一半以上。
▼四級墓葬
四級墓葬是被用作人牲而埋葬在祭祀場所，或被隨意掩埋、拋棄在灰坑、灰層中。有的屍骨不全，有的手腳被捆綁，做掙扎狀。
小結：二里頭文化不同等級墓葬，死者身份尊卑有別、貴賤不一，其隨葬器物的使用、墓壙規模受到嚴格限制。可見當時社會依照等級高低而等差有序的禮制已經形成，特別是青銅禮器的有無和數量多寡已成為等級身份的核心標誌。
▼2.3建中立極
「擇天下之中而立國」，是中國歷代王朝所追求的地理正統觀。二里頭遺址所處的洛陽盆地，處「天下之中」的「國中」之地。
「辨方正位，體國經野」，二里頭遺址所呈現的都城整體布局，成就了前無古人的國家形態。恢弘而完備的都邑規劃、排列有序且中軸對稱的大型禮制建築群、夯土圍垣的官營手工業作坊區、從貴族到平民不同等級的墓葬、最早的國家級祭祀區 等等，標誌著具有廣域王權的東方第一王都、中國歷史上的第一王朝自此發軔。
先民為何選擇了這片土地，又是如何集萬眾之志而成其大，多少秘密在考古工作者手中得以揭開......
▼土中大邑
二里頭遺址位於豫西洛陽盆地，背依邙山，南望嵩岳，前臨古伊洛河，後據黃河。洛陽盆地總面積超過1000平方公里，伊、洛二水自西南向東北貫穿其中。
據古環境研究可知，二里頭遺址位於當時伊洛河北岸的半島形高地上，既避免了水患，又可以充分利用河流資源。其地勢平坦，宜於農作，生態環境優越，生存資源豐富。
▼王都氣象
二里頭遺址西北低而東南漸高，在遺址的中部和東南部形成一塊略顯隆起的高地。遺址的中心區即坐落在這片高地上，兩條南北向、兩條東西向道路縱橫交錯呈方正、規整的「井」字形，構成中心區主幹道路網路系統，構成了二里頭都城功能分區的重要界限，形成「九宮格」的宏大格局。祭祀區、宮殿區和官營作坊區這三個重要的區域恰好在「九宮格」的中路，宮殿區位居中心。宮殿區外圍、道路內測是中國最早的「紫禁城」——宮城的城牆。
宮殿區的周邊，分布有貴族的居址及墓葬。祭祀區、貴族聚居和墓葬區、製造貴族奢侈品的官營手工業作坊區，都拱衛在宮殿區的周圍。
再外圍，則是一般性居住活動區域。都城規模宏大、形制規整、排列有序，昭示著政治和宗教權利的高度集中，成為國家政治、文化和精神統治的中心，充分體現出當時國家等級分明、秩序井然的統治格局，獨具中國古代政治文明特質的王朝禮制已經形成。
▼一號宮殿
一號宮殿年代為公元前1900年至公元前1600年，是中國最古老、也是最早的帝王宮殿，宮殿遺址向人們展示了昔日奴隸制夏王朝的繁華。這也是中國最早採用中軸線設計的建築群，奠定了中國建築的基礎模型。
其中三柱圍廊是二里頭建築特有的結構。
當時宮殿區已經有排水管，已經是非常先進的建築形態了。
▼早期王朝與自然資源
二里頭文化步入強盛和文化擴張的標誌，是對不同地區物質資源的掌控和佔有，對多元文化的匯聚和重構，多種先進技藝開始聚集。在這個過程中，早期國家的架構和功能走向完備，華夏文明的核心開始形成。
冶鑄青銅器的銅、錫等原料在中國各地分布普遍。在二里頭文化的周邊，從河南北部到山西南部就分布著銅礦，尤其是山西最南部的中條山一帶，是歷史上有名的高產量銅產地。此外，中條山北麓運城盆地的河東鹽池自古以來盛產食鹽，供應內陸相當大的區域內的人民用鹽。位於中條山南麓、黃河北岸的垣曲盆地，就是二里頭文化的直接分布區，這裡與二里頭遺址的直線距離僅100多公里。長江中下游地區的湖北和江西一帶，是中國銅礦儲藏最為豐富的地區。
中國的早期國家階段主要是指國家的初步形成階段，即中國青銅時代的早期階段。這一階段，石器仍是最重要的社會生產和生活工具之一，石料也是當時最重要的可獲取的資源之一，對石料選擇性開發體現了早期國家階段先民對自然資源的認知能力和利用度，而政治變遷、人口變化和社會需求都會影響人們對資源的利用方式與選擇性策略。
▼百工洋洋
二里頭遺址出土了大量遺物，出土器物主要有陶器、青銅器、玉石、綠松石器、漆器、紡織器、石器、骨器、角器、蚌器和牙器等。其中，出土於貴族墓葬的高規格器物更是類型豐富、設計精巧、製作精美、工藝精良，具有極高的科學、歷史和藝術價值。這些器物絕大多數是在遺址內生產加工的。
▼制陶
陶器是用黏土或陶土經各種方式成形後燒制而成的器具，具有廣泛的用途，早在距今12000年前，我國就已經出現了成形的陶器。二里頭遺址出土的陶器數量巨大，種類繁多，有酒器、食器、炊器、盛貯器、汲水器、食品加工器和雜器等。二里頭遺址陶器製作精細，工藝精美，在這裡還發現少量相當於二裡頭文化早期的印紋硬陶和原始瓷盉殘片，它們用高嶺土製成、表面施釉、燒造溫度高，已經具備了瓷器的基本特徵，這些原始瓷片是研究我國由陶向瓷轉化過程的重要標本。
▼鑄銅
二里頭遺址迄今為止發現的銅器200餘件，包括容器、兵器、樂器、禮儀性飾品和工具等，這些器物有些已經採用複合范技術鑄造，凸顯了二里頭青銅冶鑄技術的領先地位。
二里頭遺址官營作坊區南側，發現有面積1.5~2萬平方米的青銅器鑄造作坊，使用時間自二里頭文化早期直至末期，這是迄今所至中國最早的青銅器鑄造作坊。
作坊內發現的以及包括澆築工場、陶范烘烤工房和陶窯等。澆鑄工場還發現若干墓葬，死者可能是鑄銅工匠，或鑄器過程中舉行某種儀式的犧牲。發現與青銅冶鑄有關的器物有陶范、石范、爐壁、煉渣、小件青銅等。
▼制綠松石
在宮城以南發現二里頭文化第四期的綠松石料坑(含原料、毛坯、破損品及廢料)，料坑附近及以南不小於1000平方米範圍內集中見有綠松石料，此範圍以外則基本不見。由此推測，這裡應是一處綠松石器製造作坊。
從現有出上遺物看，該作坊的主要產品是綠松石管、珠及嵌片之類裝飾品。作坊至少從二里頭文化第三期即已存在，一直使用至四期末。
二里頭遺址自發掘以來出土了大量綠松石器，圍垣作坊區出土了數千件綠松石原料，說明二里頭先民擁有穩定的綠松石來源。
▼制玉
二里頭遺址尚未發現制玉作坊，或與制玉有關的工具、原料、半成品、廢料等。從發現的多件玉器， 特別是大而薄的器型、繁密的齒扉裝飾、細勁的直橫線對稱或交叉成幾何圖形的直線紋以及高超的鑲嵌工藝等，可知二里頭遺址先民已經掌握製造這些精美玉器的高度發達的制玉技術，也應該有特定的工作場所。玉器工匠能以片切割技術把巨大玉料剖割為較薄的片狀，並將大型玉器加工得規整、光潔，刻划出線刻花紋，鑽孔鑲嵌和扉齒等裝飾。
製作最精美的一件分節獸面花瓣紋玉柄形器，綜合了研磨切削、勾線、陰刻、陽刻浮雕、鑽孔、拋光等多種技法，工藝及其精湛。
▼制骨
二里頭遺址至少發現兩處制骨作坊，年代屬二里頭文化第二期至第四期。作坊以半地穴式房屋為核心，周圍分布有相關遺迹。骨、角器多選用黃牛骨骼和鹿科動物角製作，採用片狀工具切割截取，應該已使用銅質工具，工藝流程較為規範。
這隻骨猴只有一個指甲蓋大小，小到需要藉助放大鏡才能端詳，頗具神韻。這個骨猴是隨著一個小孩墓葬出土的，在骸骨的胸前位置。到底是誰用何種工具雕刻的，已經無從考證，可見當時工藝之高超。
結束語：
在獨立起源的世界四大文明中，歷五千多年滄桑而從未中斷的，唯有中華文明，經過數十年夏商周斷代工程和中華文明探源工程的持續性推進，在中國考古學與自然學、現代技術多重科學的研究下，中華文明的源頭和夏商周三代的歷史脈絡逐漸清晰起來：
距今5800年前後，黃河、長江中下游以及西遼河等區域出現了文明起源跡象，
距今5300年以來，中華大地各地區陸續進入了文明階段，距今3800年前後，中原地區形成了未成熟的文明形態，並向四方輻射文化影響力，開啟了我國夏商周三代文明。以二址為代表的二里頭文化成為中華文明總進程的核心和引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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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邀：
第一，夏朝時期的遺址可沒有被翻遍，再挖100年也未必挖得完一個二里頭，更別說更大的石峁這些了，而小規模的遺址更是成千上萬。也就是說假如發掘這些遺址算作證明夏朝（不存在）的一個過程（如果挖完真沒有發現夏朝，那就可以證明沒有夏朝了），那麼現在連證明進度的千分之一都沒有。
第二，實際上有沒有夏朝這個問題就是前段時間孫慶偉和許宏論戰的延續。
具體看鏈接中：
到底有沒有夏代？考古學家持續百年的辯論有了最新版?mp.weixin.qq.com
孫認為「夏文化不是沒有發現，而是用什麼方法去辨認它。」
有個故事，講曾經一直認為雞蛋無法立起來，結果有個人直接用力放在桌子上，蛋殼底部碎了自然就立起來了。
夏朝的證明是一個道理，如果打破了「文字」的固定思維，那麼夏朝就在那裡完全可以證明。
當然，我在這裡講這些是沒有用的。
因為既然問到：還有可能證明夏朝，就說明題主是更認同許宏的說法而不是孫慶偉。
既然認同許宏的說法，那就可以直接從許宏的回答中找答案了。
這裡要重點說一下：許宏認為「二里頭遺址極有可能是夏，或最有可能是夏」。很多人拿著許宏前幾年的「二里頭不排除為商都」來反駁夏朝，其實這是錯誤的，許宏從來都認為二里頭「最有可能是夏朝」。
既然許宏認為它最有可能是夏朝，那就說明極有可能有證明的一天，現在是沒有關鍵證據「文字」，但是根據上面的，二里頭只挖了百分之一可以看出，未來僅從二里頭看，也是有極大證明空間的。
第三，關於文字證明，我其實和孫慶偉的想法是一致的。
文字是證明歷史最重要的證據，但並不是唯一證據。
以前我就提到過，文字證明要滿足幾個條件：
首先，要成體系，如陶寺那種幾個字元的，其實意義不大。
其次，要可解讀，如線性文字a，和印度河谷的印章文字無法解讀，也就失去了記錄歷史的意義。
最後，要可對應，分成兩點：與考古遺迹對應，如大邑商～殷墟，與文獻對應，如王亥～王亥。
（甲骨文有王亥，可以和文獻對應，但是王亥時代的遺址沒有文字，王亥時代比殷墟早了400年，王亥本身又成了歷史中的歷史，要證明王亥甲骨文不是偽造的又需要王亥時代的文字，可以看作循環論證了。這也是文字證明的局限之一了。）
這三點缺一，則無法證明。真正完全滿足這幾個條件的中國只有商代後期的殷墟甲骨文。而國際上，4000年前只有蘇美爾和埃及兩家。其餘包括印度、希臘都無法達到。
前兩點不用細說，最後一點可以說一下，我們一般說「鄭州商城」、「偃師商城」，其實如果按照許宏的說法，都是不正確的。
偃師商城沒文字。
鄭州商城有文字，但太少，解讀有爭議，其中一片牛肋骨刻文被認為有「亳」字，成為「鄭亳」說的關鍵證據之一。
然而實際上爭議還很多，比如偃師商城就是「西亳」說。
但是這些爭議基本沒有否認過這兩個城市屬於早商。（除了許宏，許宏曾經提到鄭州城未必是商）。這兩個城屬於商基本是國內外學界共識，並沒有文字證明。
事實上，殷墟之前必然有早商，甲骨文世系和殷墟王陵對照就可以發現殷墟之前商朝還有幾百年歷史。而二里崗文化和殷墟文化從考古學上講屬於同一文化人群，實際上已經基本證明了早商了，也基本成為所有人得共識，有人反對夏，但大都不反對3600年開始的商（除了許宏堅持的文字說）。
以早商為例子，就可以發現如果堅持文字說，那麼證明將會很困難，可能有生之年是沒戲了。甚至早商，或者古希臘，或者古埃及等等都會損失一大截歷史。
發現文字本身已經是非常偶然的事件了，用文字證明夏朝比發現文字更難。陶寺、石峁、二里頭都曾經發現文字痕迹。如下圖，二里頭文化的文字，但是咱們總不能說挖到一個「車」字，就把二里頭叫做「車朝」吧。
更尷尬的是，萬一二里頭真自稱「車朝」（甲骨文里也有一大堆車字），直到周朝才被周人稱為「夏朝」（想想露西婭、羅剎、俄羅斯的區別），那麼這個證明也就只是拿著鑰匙找鑰匙了。
綜上可以看到，文字證明是有局限的。它雖然是最重要的證明方式，但確實是有很大局限的（直白一點就是碰運氣）。如鄭州商城的幾窖青銅器幾乎都是別人工地上發現的，而且整個城市都在現代鄭州下面，基本沒可能挖完了。再挖到大量文字可能性非常小。
二里頭或者其他夏朝時期遺址也一樣，二里頭遺址上面就有幾個現代自然村，二里頭遺址本身還被洛水沖走了將近百萬平方米。天知道文字這種貴族用的東西會不會被沖了，或者壓在現代村子下面，天知道之後挖到文字裡面會不會叫做「夏朝」，而不是自稱「春朝、秋朝、冬朝」。
所以說，夏朝證明的可能性很大（幾乎所有考古學家認為夏朝存在，包括許宏），但是如果用文字證明夏朝，則難度很大，完全碰運氣。所以在尋找文字的同時，其實更多的是反思一下是不是證明方向錯了。
謝邀，我個人認為未必可以找到文字證據證明夏的存在。這並不是因為夏沒有文字，從現在的考古證據來看，中國文字可能在8000年前就開始發展，至夏朝沒有文字的可能性很小，而且二里頭也發現過多個刻畫符號，當然有爭論認為那不是文字，但我認為從抽象程度來看，是文字的可能性較大。所以夏應該是有文字的，但是問題在於他們把文字寫在哪兒。如果是寫在竹簡絲帛上，除非極其機緣巧合，否則不可能發現了，應該全部朽壞了。商朝我們明確知道他們應該把字寫在竹簡上，但是商朝的竹簡從來沒發現過，發現最早的竹簡好像是東周的。更早的竹簡應該不可能保存到今天。這跟中國的氣候有關，如果中國位於埃及或兩河，那也是有可能發現更早的竹簡的。我們現在能知道商朝那麼多信息，全靠商朝人有個好習慣，愛在占卜的龜殼上記錄占卜結果。但是甲骨文應該不是商朝主要的文字記錄，缺乏很多信息也不奇怪。他們正經的歷史，公務記錄應該還是記錄在竹簡上的。就像今天如果中國的文字記錄全滅，只剩抽籤算命的簽語保留下來，從裡面找不到唐宋元明清的記載，那並不能做為否定唐宋元明清存在的證據。周朝人沒有這個好習慣，所以周朝的甲骨文發現非常少，但是他們有另一個好習慣，愛在青銅器上刻字。那麼夏朝是否有個類似的好習慣呢？那隻能看天了。所以從二里頭或其它夏朝遺址中能不能發現文字記載完全無法確定。不過我認為史記其實就是兩千年前的文物呀，它其實就是夏朝的文字證據。畢竟史記的商王世系可以和甲骨文一一對應，甚至包括王亥，上甲微這些先商王室，這些人應該就是和夏朝同時代的人，如果史記能準確記錄到他們，我是不相信對同時代的夏朝記錄會完全錯誤的。當然如果一定要從考古中找文字證據，我覺得對早期商城考古也許有希望，畢竟殷墟是後期商城，當時應該不會沒事算跟夏朝有關的事兒，畢竟夏朝已經滅亡數百年了。早期商城中如果能發現大量甲骨文，可能就有希望找到夏朝的直接記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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