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范仲淹的改革為何走向失敗？
范仲淹的改革失敗基本就是政黨相爭的結局，其中至關重要的人就是宋仁宗宰相夏竦（當然他這會還不是宰相）。
在講夏竦之前還有一個重要人物叫做呂夷簡。公元1022年，年幼的宋仁宗即位，呂夷簡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也就是相當於宰相了。但是此時是劉太后垂簾聽政，把持國家，劉太后此人剛愎自用，又絲毫不懂國家之事，整個北宋朝廷自然就是貪官污吏橫行。
也是由此，呂夷簡不得不糾結黨派（也就是後面的革新黨）力抗劉太后，不得不說還虧了呂夷簡的到處周旋才打理好當時的朝政，直到宋仁宗親政之後，呂夷簡就以功臣自居了。回到夏竦這個人，當時呂夷簡和夏竦同為真宗時期的宰相王旦賞識，但是呂夷簡親王旦，夏竦卻親近宦官張懷德和另一位宰相王欽若。所以很自然，當仁宗親征，呂夷簡及其黨派做大的時候，夏竦是受到排擠且不得志的。
但是夏竦畢竟也是人才，而且當時不管是資歷還是其他都僅次於呂夷簡，所以呂夷簡退休之後就故意推薦夏竦為接班人。但是沒想到的是，呂夷簡也在這是和他的革新派抓住夏竦在陝西邊關對抗西夏的時候不作為為理由彈劾夏竦，結果一來二去的，夏竦被貶到了亳州。
眼見自己的地位一落千丈，夏竦肯定是不甘心，此時范仲淹實行「慶曆新政」，夏竦以革新派中石介為突破口，指責陽修、范仲淹、杜衍等結黨，迷朝誤國，而他們都是站在呂夷簡這邊的革新派代表。更在石介家中搜出了革新派準備廢掉宋仁宗另立新君的陰謀。這些一下，范仲淹等人哪還有理說的清，只好主動請求貶官外放，而慶曆新政也宣告失敗了。
所以，這是人禍啊。
范仲淹的改革叫慶曆新政，要了解慶曆新政為何失敗，就要了解范仲淹為何要改革（背景），以及改革的內容（措施）。
一、施行慶曆新政的背景
北宋到了仁宗這一代，適應建國之初鞏固中央集權需要而建立的「內外相制」「上下相維」的官僚體制，歷太祖、太宗、真宗三朝，已走向了它的反面，成為社會生產力的桎梏。范仲淹在呈給仁宗的《答手詔條陳十事》（簡稱《十事疏》）中說的：「歷代之政，久皆有弊，弊而不救，禍亂必生。
《十事疏》談到的問題，總結起來主要有兩個方面：
1、機構臃腫，冗官冗吏，人浮於事，給民間造成極大的負擔。
2、朝廷對地方統管過死，束縛了地方發展生產的積極性和主動性，地方一味依賴朝廷，朝廷窮於挖東牆補西牆。
這些弊端到了慶曆初年，已經發展到十分尖銳的地步。朝廷企圖將一年重似一年的財政困難轉嫁到民間，百姓不堪壓榨，於是出現了集體反抗。僅僅慶曆三年，就發生了京東（王倫為首）、京西（張海為首）、湖南瑤族等三次較大的農民反抗。
同時，從寶元元年開始的西北邊釁，因西夏李元昊政權的步步進逼，到此時已顯得十分吃緊。
在這種內外交困的情勢下，在宋仁宗的支持下，范仲淹開始了以整頓吏治為中心的政治改革即慶曆新政。
二、慶曆新政的主要內容
1 整頓地方官僚機構
1.1 加強地方責任制，把州、縣官的任免權逐級下放給地方主管官員。各路監司（轉運使、提點刑獄）有權選擇所轄州、縣官，知州、通判也有權自己選擇知縣、縣令。原任州、縣官不稱職者，可以奏罷，在通判、幕職中選可任者代理。
1.2 整頓和落實州、縣官的職田補貼，增強地方官的崗位責任感，利用經濟手段鼓勵有真才實學的人赴外任，以此加強州、縣的行政管理。
1.3 合併、精簡機構，裁撤冗餘吏職，簡化地方吏治。
2 改革官僚選拔制度
2.1 明黜陟，對官吏政績定期考察以決定職位的升降。延長考核年限，嚴定考核辦法；凡有高才卓行，取得善政異績者，破格提拔，不受年資的限制；對為政不潔、老病愚昧的官員，予以淘汰。
2.2 抑僥倖，此條專對恩蔭制度而發。蒙受恩蔭者，除長子外，都加以年齡限制，同時入選的對象一定要到吏部參加考試，不試者永不預選。
2.3 精貢舉，嚴格考試製度以精選真正合格的人材。廢除以辭賦聲病偶切定去留的舊制，規定進士考試三場，先策，次論，後詩賦，以三場的總成績和平時表現作為錄取的標準。
3、慶曆新政失敗的原因
以澄清吏治為重點的慶曆新政，雖然得到了宋仁宗的支持，但立刻為自己樹立了一個強大的敵人，那就是在舊的官員考核選拔、恩蔭制度中獲取了特權並視為理所當然的既得利益者——以三任首相的元老重臣呂夷簡為代表的守舊勢力，通俗來說就是慶曆新政動了既得利益者的蛋糕，而陷入群起而攻之的窘境，寸步難行。
呂夷簡是一個老於世故的官僚，緊緊抓住官吏任免大權。范仲淹將呂夷簡進退官員的情況製成《百官圖》，獻給皇帝，圖中一一附以說明，揭露呂夷簡在用人問題上的營私舞弊。不久又進《帝王好尚》《選任賢能》《近名》《推委臣下》四論，以歷代宰相專權以致社稷易姓的教訓，提醒仁宗不可將用人之權盡委大臣。
呂夷簡的反攻隨機而來，以「越職言事（當時范仲淹權知開封府，非諫官），離間君臣，引用朋黨」的罪名，將范仲淹排擠出朝廷，貶為地方官。朝堂貼出范仲淹坐朋黨落職的榜文，戒百官越職言事。
朋黨是呂夷簡加給范仲淹等改革派的罪名，朋黨也歷來為君主忌諱，范仲淹的支持者歐陽修於是作《朋黨論》，言朋黨有君子和小人之分，此後，朋黨之爭愈演愈烈。以范仲淹為代表的改革派，和以呂夷簡為代表的舊勢力，在人事鬥爭中此消彼長，浮浮沉沉。
慶曆五年正月，范仲淹被正式罷去了參知政事的職務，慶曆新政的支持者也相繼被排斥殆盡。仁宗下詔再戒百官朋黨，內有「朕聞至治之世，元、凱共朝，不為朋黨」，顯然是對范仲淹、歐陽修等以邪正分朋黨而發。因此，慶曆新政的廢除，也就只是時間早晚的問題了。
「慶曆四年春，滕子京謫守巴陵郡。」一代北宋名相范仲淹於慶曆六年在鄧州寫下的傳世名篇中開篇第一句，句中提到的滕子京是范仲淹同年進士，當初倆人一見如故，意氣相投，更重要的是滕子京一向被范仲淹器重，是范仲淹慶曆新政的堅決擁護者。
而慶曆四年春天滕子京被貶謫巴陵郡是范仲淹於慶曆三年開始的改革新政遇到了強大阻力的開始。
宋仁宗登基後還是很想有些作為，大宋內外交困，也不得不有所改革。慶曆三年在皇帝的誠意和信任下范仲淹呈上了《答手詔條陳十事》，其中說出了一個真理，大意就是歷代的政策都有弊端，一成不變，必生禍亂。
除軍事外，其主要重點是對幹部制度改革。大宋輕武重文，冗官太多，科舉考試名額之多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科舉還算好點，畢竟要考一考，可要命的還有「門蔭」和「納粟」，前者是皇帝子弟及外戚後裔封官，後者就是買官，只要出錢就能當官。
這樣造成官員越來越多，而且辦事效率越來越低，國家財政不堪負擔。范仲淹重點打擊「門蔭」制度，下發《任子詔》，限制幹部子弟當官，還和富弼，翰琦商量對策，把一些地方的多肥部門領導人任期定為三年。
又派王鼎等明查暗訪各地各級官員，提拔能幹的，撤職不合格的。有人勸道「撤職筆一划就容易，你可知道他後面全家都在哭呢」，范仲淹回答了一句歷史名言「他一家哭總比一個地區哭好」。
中國的改革歷來如此，只要牽涉到個人利益，既得利益集團受到傷害，就千方百計相互串通剷除改革者。還是老套路從經濟問題下手，先彈劾改革的支持者滕子京，張亢有貪污行為，這滕飛子京以前批評過仁宗好吃好喝，仁宗勉不了有些記仇，這下將二人免官，滕子京就有了謫守巴陵郡的事，也造就了慶曆六年范仲淹的《岳陽樓記》。
再就是載臟陷害，讓人模仿范仲淹老友石介的筆跡給改革派寫了封信，信中暗示要發動政變拉仁宗下台。仁宗畢竟也不是昏君，對這些也不大相信，就最多心裡有些犯嘀咕而已。
最後一招直擊仁宗的痛點，宰相賈昌朝，王拱成指示諫官錢明逸向皇帝告狀，說范仲淹拉幫結派，有朋黨之嫌，結黨營私，擾亂朝廷。這一下真正牽動了仁宗的神經。有宋以來，太祖太宗以唐朝牛李黨爭為戒，嚴禁大臣之間結成派系或者朋黨，連新中的舉人也禁止稱主考官為恩師，老師，真宗，仁宗朝也三令五申都在這點上表示過堅決的態度。
可君子坦蕩蕩，慶曆四年四月在朝堂上仁宗問起小人，君子結黨的事，范仲淹理直氣壯地回答君子也可結正黨，小人結邪黨，皇帝只要分清楚，君子結黨對國家有好處也行，仁宗對這個回答顯然是不滿意的，因為這觸及了他的底線。
在范仲淹逐漸失去仁宗信任的時候，歐陽修大筆一揮一篇醒世名作《朋黨論》出爐，試想從理論上闡述君子結黨是「真朋」，小人結黨是「偽朋」，不加避諱，等於向仁宗宣布我們改革派已結成君子「真朋」之黨。但從皇帝的角度來看，對朋黨的防範重於政府的改革，因為它能削弱皇權，駕空皇帝，讓皇權旁落而招來大禍。作為臣子，作為像范仲淹，歐陽修這樣的坦蕩君子哪怕結成朋黨也是為了國家，對朝廷有利，而這是他們一相情願的想法。這篇文章一出，就意味著慶曆新政面臨失敗的危險。
果然，此文一出，既得利益集團感到勝利在望，他們是不會承認結朋黨的，此文是仁宗對慶曆新政態度的轉折點，仁宗還是要維護皇帝的專制統制。
慶曆四年六月，仁宗任命范仲淹為陝西，山西宣撫使，范仲淹被迫離開京師，隨後富弼，韓琦，杜衍等改革派相繼貶官，歐陽修也貶至安徽滁州，隨著改革派官員的離開，持續只一年多的慶曆新政陸續停止執行。范仲淹後又於慶曆六年任鄧州，在那裡寫就了名篇《岳陽樓記》。
慶曆新政是來也匆匆，去也匆匆，仁宗性格不堅定，耳根子軟，從善如流，從惡也如流，開始壯志滿滿，一碰到壓力，遇到既得利益集團強烈反抗就縮回去了，這也是宋朝皇帝搞改革的通病。
（一家之言，歡迎指正。）
范仲淹的改革之所以失敗，其主要原因有兩個方面，一是皇帝有始無終，對改革的推動和支持不徹底；二是改革觸犯了當時以士大夫為代表的大地主階層的利益，遭到最強有力的反對，改革最終功敗垂成。
其實，改革的最初推動者就是當時的皇帝宋仁宗。宋仁宗趙禎也算得上一位期望成就一番偉業的皇帝。景祐五年（1038年），宋朝藩屬党項族首領李元昊脫宋自立，自稱皇帝，建國號「大夏」，史稱「西夏」。第二年，西夏以正式文書行告宋廷，宋仁宗聞之大怒，隨即下詔削去元昊官爵，並懸賞捉拿。從此，宋與西夏的戰爭全面爆發，一打就是三年多。隨著戰爭的推進，北宋微薄的國力財力難以為繼，加上久戰不勝，朝廷的壓力越來越大。宋仁宗清醒地意識到，強內才能安外，固本才能邦寧，於是，慶曆三年（1043）四月，他火速調任范仲淹為樞密副使，不久又任范仲淹為副宰相，開天章閣，命范仲淹條對時政，徵求改革弊政的措施。
范仲淹從小就苦讀詩書，胸懷大志。當年，他在應天書院（今河南商丘）求學時，有一次，皇帝幸臨應天府，應天府萬人空巷，應天書院師生也傾巢而出，爭睹聖顏，只有范仲淹巋然不動，繼續讀書。回來後，同窗問他為什麼不去一睹皇帝風采，范仲淹說：「將來晉見也不晚。」可以看出，范仲淹是一個註定要干大事的讀書種子。
所以，范仲淹出任副宰相，接受任務之後，立即根據自己多年的基層經驗和對朝政的思考，向宋仁宗上書《答手詔條陳十事》，他指出：「我國家革五代之亂，富有四海，垂八十年，綱紀制度，日削月侵，官壅於下，民困於外，夷狄驕盛，寇盜橫熾，不可不更張以救之。然則欲正其末，必端其本；欲清其流，必澄其源」。
確實，宋朝到了宋仁宗一代，經過近百年的發展，承平日久，積弊叢生，機構臃腫，財力薄弱，百姓困苦，外敵洶洶，國家到了非改革不可的地步了。於是，范仲淹以提高財稅收入、增強軍備力量、刷新吏治、提升效能等為目的，提出了「明黜陟、抑僥倖、精貢舉、擇官長、均公田、厚農桑、修武備、推恩信、重命令、減徭役」等十項新政綱領、改革舉措，宋仁宗將這些舉措在全國推行，改革全面鋪開，史稱「慶曆新政」。
這些改革措施中，除「厚農桑」「修武備」「減徭役」三項外，其餘都為刷新「吏治」，即通過「精兵簡政」的手段，來減輕國家重負，提高行政效率，最終實現富國強兵的目的。然而，當「擇官長」「明黜陟」「抑僥倖」等措施實行後，卻影響了許多官員的既得利益，士大夫群起而攻之，加上宋仁宗有始無終，朝廷股肱大臣瞻前顧後，利益集團頑固阻撓，這十項改革措施只實行了六項就半途夭折，1045年，范仲淹、韓琦、歐陽修等改革派相繼被貶出朝廷，各項改革隨即廢止，「慶曆新政」以失敗告終。
北宋步入中期後，帝國危機四伏、內憂外患，外部契丹大兵壓境、西北党項崛起，內部官員養尊處優、人浮於事、相互扯皮，諫官們歸納為冗兵、冗官、冗費。種種現狀迫使宋仁宗趙禎做出改變。
趙禎分別任命范仲淹、富弼為參知政事、樞密副使，加上韓琦、歐陽修等人，改革大幕即將拉開。范仲淹呈上洋洋數千言的《十事疏》成為「慶曆新政」的改革宣言和藍本。所以，慶曆新政說是范仲淹的改革也沒錯。他走向失敗有幾個原因。
觸犯了當權者利益范仲淹改革有十條內容，核心是整頓吏治，涉及五條：1、明黜陟，改革官員的績效考核及選拔辦法；2、抑僥倖，限制恩蔭、嚴格選拔館閣人選；3、精貢舉，改革科舉考試、興辦州縣學校；4、擇官長，嚴格選拔地方官；5、均公田，改善中下級官吏待遇。
在改革中，范仲淹取來官吏花名冊，將那些不才之人全部勾去。富弼見他勾得不亦說乎，就質疑道，你這一筆下去倒是容易，殊不知人家全家都會哭呢！
范仲淹不理會，他回答道，一家哭，也好過一地百姓哭！
就是說，范仲淹為了不讓百姓哭而讓官吏哭。結果就是得罪了當權者，最終就會導致自己哭。他下台後，那些官吏的特權全部恢復，有利於他們的改革得以保持，損害他們的改革全部廢除。
改革效果並不理想
這有三方面原因。
1、改革內容欠缺。10條內容5條整頓吏治，富國強兵3條措施中的修武備、恢復府兵制又沒有實施，加上最後2條沒有多大實際意義的執行力建設建議，這就是整個改革內容。
可以說，除掉觸犯當權者利益的舉措外，范仲淹改革舉措確實乏善可陳，也難以取得立竿見影的效果。
2、時間短暫。從1043年九月天章閣問策開始，到1045年初范仲淹等人離朝，整個改革還不到1年半（包括了籌劃階段），真正落到實處的改革有多少？慶曆新政基本是停留在紙上談兵階段。
3、范仲淹精力有限。就這短短的1年半時間裡，范仲淹還沒有投入全部精力去改革，因為他要騰出身來處理滕子京公款吃喝案、水洛城之爭（這都是改革派內容的紛爭），還要處理西北戰事及巡視河東。
改革的緊迫性很快消失1045年正月西夏李元昊正式接受北宋冊封，北宋邊疆威脅消除，宋仁宗已無壓力和動力去改革，完全可以沉浸在盛世年華當中。
改革還沒取得什麼實效，范仲淹的學生石介就欣喜若狂，認為太平大治的時代來了，得意洋洋的長賦《慶曆聖德頌》橫空出世，熱烈讚頌范仲淹、富弼、杜衍、韓琦、歐陽修等相關宰執和諫官，並指出心目中的大奸就是夏竦！
禍從口出。石介這一番口舌之快種下了禍根。平心而論，這夏竦到目前為止除了沒什麼大功、名聲不大好以外，真不配列入《宋史》的奸臣傳。鬱悶的夏竦說，你石介能指責我為奸臣，那我也能說你們是朋黨！
夏竦隨便一個小計策，就把范仲淹、富弼等人斗得趕緊離朝，此時改革才半年多！
這是石介得罪夏竦的後果。還有歐陽修得罪自己連襟、御史中丞王拱辰呢！進奏院之獄案一發生，改革中堅力量全部一網打盡。
范仲淹、歐陽修等人被攻擊為朋黨，無法自立於朝廷，改革命運歸於失敗。
范仲淹改革史稱「慶曆新政」，是在宋仁宗慶曆年間進行的一次旨在富國強兵的政治改革。此次改革可謂是一波三折。早在宋仁宗剛即位的明道二年（公元1038年）七月，當時任諫官的范仲淹就指出：「天之生物有時，而國家用之無度，天下安得不困」，「冗兵冗吏，游惰工作，充塞京都」。一語中的道出了北宋王朝當前面對的「冗官」「冗兵」「冗費」的三冗現象。向宋仁宗提出銷冗兵，削冗吏，禁游惰，省工作（減免各種修造工程）的請求，要求改革。但當時任宰相的呂夷簡頑固保守，根本不去理睬范仲淹的訴求，後范仲淹又因得罪呂夷簡而被貶任地方官。但自真宗以來四十年間，北宋朝政因循苟且，積弊日深，積貧積弱的局面愈發深重。一些憂國憂民的官員也如范仲淹一樣意識到了北宋必須進行改革的緊迫性。慶曆二年（公元1042年）秋，尹洙上表直接指出：「因循不革，弊壞日甚」，請求仁宗「日新盛德，與民更始」。慶年三年（公元1043年）正月，孫沔又上書彈劾呂夷簡：「自呂夷簡當國，黜忠言，廢直道」，「於茲三年，不更一事，以姑息為安」，「若恬然不顧，遂以為安，臣恐土崩瓦解，不可復救」。迫切的指出了「換相」「改革」兩項主張。宋仁宗也看到天下敗壞至此，確實到了收拾一番的時侯，於是罷免呂夷簡，召范仲淹、韓琦自陝西前線回京並任樞密副使。但呂夷簡雖然被罷相在家，但朝中大臣仍然遇到事情常去他家中請教諮詢，呂夷簡在朝中的影響力仍然很大。諫官蔡襄隨即向仁宗彈劾呂夷簡：「且二十年，（呂夷簡）不為陛下興利除害，苟且姑息，萬事附壞如此」，「今以疾歸，尚貪權勢」。要求徹底罷免他參與軍國大事的權利，把朝中大事歸於朝中宰相等官員。宋仁宗看到呂夷簡如此遭人厭惡，於是正式罷去其一切職務與咨事的權利，準備進行改革。這年八月，范仲淹被任命為參知政事（副宰相），富弼為樞密副使，宋仁宗要求二人盡心國事，不要有所顧及，趕緊想出一條富國強兵的辦法來，改革的決心非常大。隨後范仲淹與富弼二人向宋仁宗上奏《答手詔條陳十事》，提出明黜陟、抑僥倖、精貢舉、擇官長、均公田、厚農桑、修武備、減徭役、覃恩信、重命令十項改革措施，除了厚農桑、修武備、減徭役三項外，其餘七項都屬於吏治改革的範疇，也是此次改革的重點。歐陽修也明確指出改革吏治為此次新政的關鍵所在，言道：「因循積弊，官濫者多，使天下州、縣不治者十有八九」，「擇吏為先」。同年十月中旬（公元1043年）改革正式開始。首先派人到地方考核當地官員是否稱職，政績優異者提拔重用，不稱職者由幕職官代理，這些代理的官員在經過一到二年的考核後，政績卓著者即可轉正。這就是「十事」中的擇官長。隨後范仲淹開始了第二項的「明黜陟」，改變了以往以輩分資歷為標準的考核辦法，要求到了年限的官員必須經過政府考核後才能定奪是否升遷。接著進行了第三項「抑僥倖」的改革，北宋原來的規定的是中高級官員的子弟未經考試就可以直接蔭補為初級官員，而且數量不受控制，因此北宋官僚機構非常龐大，嚴重佔據了北宋政府的大量財政支出，而且這些人不無無術，也不求上進，既不能為國謀事，還嚴重堵塞了上進之人的仕途。因此范仲淹要求這些子弟必須經過考試方可任職，武官也要考試武藝和兵書，然後才能出任相應的官職。還有一項極為重要的改革就是「精貢舉」，原來北宋科舉取仕都是以詩賦為主，雖然王安石文采斐然，但他認為這些東西對富國強兵並沒有實際用處，因此對科舉進行了改革，把「國策」「經史」「斷案」擺在錄取的首項，詩賦只是附題。這項改革在重視詩詞優美的封建社會是不可想像的。以上敘述的這幾項改革都直接侵犯了官僚階級的核心利益，尤其對官員的重新考核幾乎得罪了北宋的所有地方官，他們群起反對新政，並祭出封建帝王最為敏感和警惕的「朋黨」論攻擊改革派。宋仁宗詢問范仲淹對」朋黨「的看法，宋仁宗問道：「從來都是小人好結黨，難道君子也結黨？」，范仲淹回答皇帝道：「一心向善的人結為朋黨對國家並沒有什麼壞處。」歐陽修了在此時向宋仁宗進呈了著名的《朋黨論》以支持范仲淹。宋仁宗終於不為所動，范仲淹也頂住壓力堅持改革，力圖冀希望於這次新政革新天下。但范仲淹深知此次改革觸及的官員範圍之廣從未有之，侵害了很多官員的既得利益，實際贊同改革的人並不多。因此他無不憂慮的對富弼嘆息道：「吾與公在此，同僚之間同心者幾？雖上意亦未知所定也。」表達了對改革前途的擔憂和皇帝是否能決心支持改革不受干擾。但在改革如火如茶的進行時，卻由於改革前的一次人事任免而導致了新政中途夭折。新政開始的這年三月，范仲淹被從陝西前線召回任樞密副使，歐陽修等任諫官，宋仁宗任夏竦為樞密使，但剛上任不久就被諫官彈劾而免職。而在這之前有一位叫石介的著名學者看到朝政革新，大喜過望，於是寫了首詩稱頌宋仁宗「躬覽英賢」「手鋤奸枿」，而這個「奸」即是剛被罷免的夏竦。夏竦因此對石介和改革派懷恨在心，必欲除之而後快。於是夏竦一直在尋找一個除去改革派的機會，恰好石介向樞密副使富弼上書希望富弼應該學習伊尹、周公那樣輔佐宋仁宗富國強兵，而夏竦卻卻將「周公」改成了廢掉漢昌邑王的「霍光」，並誣陷石介已經為富弼寫好了廢立詔書，但這份詔書是夏竦找人模仿石介的字體所寫。這個誣陷威力可是不小，一是指出富弼欲行廢立大逆不道之事，二是罵宋仁宗如漢昌邑王一樣荒淫無道，三是說明改革派其實是一幫禍國殃民的亂臣賊子。宋仁宗雖然表示不信流言，也表示不對此事做任何追查，但此事事關重大，皇帝不可能不有所警覺，朝廷內外議論紛紛，范仲淹和富弼知道這些人是沖改革來的，因此開始謀求退路。慶曆四年（公元1044年）六月恰好遼朝準備對西夏用兵，邊事緊張，范仲淹遂自請宣撫西北地區，任陝西、河東路宣撫使；八月，富弼也離開中央為河北宣撫使。兩人雖然仍然保留參知政事和樞密副使的官銜，其實已不參與朝政，保守派乘機大肆攻擊二人和新政。這年十二月，邊事安定，范仲淹遂向宋仁宗呈上罷免其參知政事的奏疏，但宋仁宗依照慣例對范仲淹予以挽留，范仲淹錯誤的認為宋仁宗仍然想進行改革，於是上表謝恩。宰相章得象乘機攻擊范仲淹辭職是假，乘機要挾皇帝、以求穩固權位是真。宋仁宗聽信讒言，於是在第二年的五月正式將范仲淹和富弼罷職出任地方官，短暫的慶曆新政也遂告失敗。
宋朝是在軍閥們長期混戰後建立的，宋太祖深知自己的武統。為了基業長存，防患未然，採取了「以文抑武」的政策，盡量扶植文官勢力，優待文士，竭力削弱武"將兵權。科舉制，不斷擴大錄取名額。官僚機構迅速膨脹，又有「加蔭」的弊病，軍隊的擴充，人民的負擔更加沉重。這些社會弊病被當時人們稱為「三冗」，即(冗官、冗兵、冗費)。
公元1043年，宋仁宗感到王朝統治不穩，應一些清醒士大夫們的連連上疏，把范仲淹從西北前線調回，主持改革朝政，以解燃眉之急。
范仲淹一上任就提出了著名的改革綱領《條陳十事》，這就是歷史上著名的改革嘗試：慶曆新政。但是，改革直接觸犯了舊統治大老們的既得利益，遭到他們強烈反抗，群起攻擊和破壞新政。誣衊范仲淹、富弼、歐陽修等結交朋黨，引起宋仁宗的猜忌,。范仲淹也感覺到改革已難以進行，況且仁宗的支持大減，借西北吃緊警報退了下來，慶厲敦政終於失敗了。
但是，他的」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千百年來一直激勵著無數的志士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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