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為什麼每家發一部《大誥》？

《御制大誥》也稱明大誥，是明初頒行的具有法律效力的文書，在此之前的洪武六年（1373年）朱元璋下令在全國範圍內頒行《大明律》，但是《大明律》的一些法律條文規定在實際操作過程中並不完善，因而在洪武十八年（1385年）又頒布了《御制大誥》，作為《大明律》的補充，洪武十九年（1386年）和洪武二十年（1387年）又先後頒布了《御制大誥續編》、《御制大誥三編》和《大浩武臣》，這幾部文書可謂是明初創設的政治文化樣本。「大誥」二字出自《尚書》，原意是周公對臣民的訓誡，朱元璋引用二字，用意不言而喻。

朱元璋之所以要在《大明律》的基礎上再頒行《御制大誥》，與當時官場腐敗之風日盛有關，官吏們扣剋國家財政收入，大大削弱了皇權統治，也為東南沿海和西北邊境的叛亂勢力提供可乘之機。在朱元璋看來，官吏貪污腐敗的原因是「人心不古」，因此頒行《御制大誥》也是為了讓臣民從「害民事理」中汲取教訓，恪守封建的倫理綱常，用以規範自身的行為。但是《御制大誥》出台後，實際效果並不如朱元璋所期望的那樣，於是他又頒布了《續編》。

朱元璋

作為朱元璋典治天下的體現，《御制大誥》彙集明初使用嚴刑峻法懲治官民的案例，共有74條目，其中列舉了各種酷刑，包括「凌遲、梟示、種誅者無慮千百，棄市以下萬數」，這些刑罰在歷史上也實屬罕見。同時對於罪行的懲處也較歷朝更為嚴酷，比如對犯謀反醉者一律凌遲處死，即便是受到株連者也量刑十分之重。可以說，《御制大誥》通過將案例公之於眾，意圖起到教化訓導的作用。與《大明律》一樣，《御制大誥》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體現了朱元璋「刑用重典」的觀點，體現了朱元璋法律思想的核心。

明大誥

《御制大誥》殘暴苛刻的程度在歷代實屬罕見，因此在朱元璋死後，後來的皇帝將之擱置，到了明中後期，已經很難見到《御制大誥》的蹤影了。可以說，《御制大誥》的嚴刑峻法並沒有起到想像中的肅清吏治的作用，反而在全國營造了一種恐怖氛圍，人人不敢言。不過《御制大誥》對加強皇權和中央集權確實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利用重刑打擊貪官污吏也在某種程度上起到了威懾作用，因而其在中國法制史上也具有相當的地位。

參考文獻：

汪錫靖：《從明<大誥>看朱元璋的政治法律思想》，《滄州師範學院學報》1993年第3期。

林明星：《法制史上一次大規模的普法宣傳──<御制大誥>的頒行》，《福州黨校學報》1994年第1期。

藍法典：《價值的倒懸與歸正——從<御制大誥>到<南贛鄉約>的思想史考察》，《原道》 - 2017年第2期。

回答者：季我努學社青年會會員 林小靜

洪武十八年，朱元璋發布《大誥》，也就是整理這一年審判貪腐方面的重大案件，以誥文的形式向全國發布，告誡官吏們，不要重蹈覆轍。包括《大誥》《大誥續編》《大誥三編》《大誥武臣》四部分，統稱《御制大誥》。洪武中期，官吏貪贓枉法、豪強兼并、脫避糧差日趨嚴重。朱元璋為維護封建統治，遂將「官民過犯」典型案例輯錄成帙，仿周公《大誥》之制，於洪武十八年（1385）冬刊布《大誥》七十四條，十九年春刊布《大誥續編》八十七條，十九年冬刊布《大誥三編》四十三條，頒行天下，誥戒臣民。

大誥運動是朱元璋為了徹底消滅腐敗現象，而採取的一項政策，洪武中葉，大明帝國里發生了一件中國史上前所未有的事情：皇帝號召底層民眾起來，造官僚階級的反。一開始，皇帝賦予百姓的是監督權。朱元璋告訴百姓，他們可以直接向他舉報官員們的違法行為，並且許諾，皇帝會根據普通民眾的意見來獎勵和懲罰官員。因為過於嚴酷和過多體現明太祖個人特徵，在朱元璋死後，大誥基本上沒有了法律效力，不過其影響還有：明朝末年時，如果有人家還保存有大誥，那麼在犯流罪以下罪行時可以減輕一等處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