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探險有多危險?
考古學家和探險家還是有區別的,因為現在的考古工作基本已經沒有探險的性質了,但是考古過程中也會遇到一些危險的事情,一些是自然的,一些是人為的。就拿小編的親身經歷來講,這麼多年遇見就遇見過一次十分危險的事情,現在想來還有一些心有餘悸。那是2016年的夏天,剛剛本科畢業,在老師的安排下去蘭州參加一次野外調查活動。這次田野調查的主要內容是去尋找舊石器時代到新石器時代早期的遺址,調查的主要方式就是「出野外」,也就是開著車去找遺址,主要關注點在於山峰上的洞穴和岩廈。當時我們跑到了一個地點,在路上看見了一個離地面約一百多米高的岩廈,那座山十分的陡峭,山路崎嶇難走,有很多的碎石塊,而這些碎石塊落在鬆軟的針葉層上面,很鬆動,容易下滑,當時為了安全我們都是並排往上爬,防止落石傷人。不過山路很長,每個人的身體素質不一樣,爬山速度不會完全一致,當時小編就爬快了一點,結果踩中了一塊大石頭,這石頭立馬往下滑,我看著石頭飛滾,趕緊朝後面大喊:「小心!小心!石頭!石頭!」後面的人立馬往旁邊站,看著石頭從旁邊飛過,有時候彈起一兩米高,山林里可以聽見石頭和地面樹木巨大的碰撞聲,最終怦的一聲撞到一棵樹上才停下。當時的情況如果石頭撞到人估計會出人命,因為我們在半山腰,下去到路邊要一個多小時,開車回最近的城市還得兩三個小時。在野外調查的過程中會有各種各樣的意外,所以出發之前一定要做好準備,而且過程中必須要聽領隊的話,時刻保持警惕。
真實的考古工作中的危險多來自自然災害,特別是地質災害,也有一些是操作不規範所導致的,至於《鬼吹燈》中所說的粽子、機關這些東西卻是不存在的。
(類似於這樣的落石,網圖侵刪)
你好,說考古有危險,基本上是中了盜墓筆記和鬼吹燈的毒,說什麼機關、粽子、屍鱉、鬼打牆,那都是小說里的玄幻情節,這些東西在正規的考古工作中是不可能遇到的,實際上考古沒有危險,只有辛苦。
考古基本上是露天工作,大多是開放式挖掘,不可能遇到讓人躲無可躲的機關、迷宮一樣的墓道和墓室,所以是不會有任何危險的。有的只有夏天面對烈日、冬天在沒有暖氣的野地里挨凍,還有不理解的人惡意攻擊。
實際上就算是那種不能開放式挖掘的陵墓,也就是由墓道、甬道、東西(南北)耳室、中心主墓室、次墓室等構成。真正的地宮一般佔地面積不大,一般在一百多平方,不會出現小說里描寫的像進入一個巨大的迷宮。
非要說考古有什麼危險,那就是遇到密封性極高的帝王陵寢,這種陵墓裡面由於陪葬品和屍體的腐爛形成的有毒氣體甚至是濃度沼氣,人體吸入會中毒,嚴重的甚至會導致死亡。就像長沙馬王堆在發掘時,打開墓室頂部就有大量濃度極高的沼氣噴出,遇火就竄出極高的火苗,很久才噴發完畢。
所以考古基本上是沒有危險的,這麼多年只聽到打開金字塔的幾個人被「詛咒」而死,估計也是被墓里的有毒氣體或者病菌感染的結果,其他的沒有聽說過類似的人員死亡現象。
如果考古都像那個什麼「驪姐的人類學之眼」,那麼我們這些考古工作者估計也快死得差不多了。大部分遺址所處位置都是在人類適宜生存的地方。比如說河灘邊上,平原上,山前。如果這地方現在都人跡罕至,試想古代人怎麼可能在這裡生存下去?那些著名的遺址,
比如裴李崗遺址
賈湖遺址
二里頭遺址
真正有危險的地方有,但很少,比如川貴那邊的懸棺葬
再比如發掘一些比較深的遺址,可能會出現塌方事故。筆者所在大學曾經就因為發掘一個墓葬,沒有及時做好支撐設施從而發生塌方,人員傷亡。
至於什麼毒氣詛咒,我是從來沒有見過。
從這個角度說,考古很安全。相比而言,同樣從事野外工作的地質勘探人員才是真正的危險。
諾亞方舟的故事大家一定都有耳聞吧,千百年來不少方舟探險家登山尋找方舟,或許有人發現了它,但最終一去不回,幾十次已知的探險均以失敗告終。也許就象貴州發現藏字石一樣,需要個時機。藏字石有2.7億歲,500年前墜下崩裂成兩塊,其中一塊裡面藏著六個字。但數百年來都有一條神秘的蛇在把守,無人能靠近,沒有人知道那塊石頭有什麼特殊。直到2002年6月,確定有些東西已經無法挽回的地步,那條蛇才消失了,讓人發現了這塊天成的奇石。
諾亞方舟傳說這是一個方形船隻,其建造的目的是為了諾亞與他的家人以及世界上的各種陸地生物能夠躲避一場大洪水,2010年四月二十八日一隻由香港人和土耳其人組成的探險隊在北京宣布他們目前在土耳其東部的亞拉臘山海拔超過四千米處發現了諾亞方舟遺址。並成功進入巨型木結構的方舟里。探險隊還在方舟里發現了陶器,繩索以及類似種子的物體。
探險隊稱他們以對遺址進行了碳元素堅定,結果證明此次發現的遺址可追溯到四千八百年前,這個時間也正是聖經中所提到諾亞方舟的年代,方舟共有七個空間,最大的空間高五米長十米,方舟共分上中下三層,裡面有數個隔間,其中一間帶有木杆喝一些繩索,很有可能是諾亞他們用來圈養動物的,在土耳其政府的支持下他們計劃向聯合國科教文組織提出申請以保護此處不會受到考古挖掘的損害。
尋找諾亞方舟被設置了重重無法逾越的障礙,首先亞拉臘山是一座活火山,它最後一次爆發是在1965年。「亞拉臘山」在土耳其語中被稱為「懲罰之山」,因為它經常發生雪崩和山崩,有終年隱匿在煙霧中的大裂縫,以及地震和火山爆發產生的大量二氧化碳等有害氣體,還有雷擊危險,構成這座山的花崗岩會吸引閃電,這些都是自然因素,還有人為因素,就是土耳其政府下達的禁令和被當地土著庫爾德族的游擊隊員擒獲的危險。
考古探險有太多的未知和不確定性因素。這正是它神秘的一面,但也不可否認其具有危險的潛在性。
考古探險的危險主要來自於三個方面:
第一是考古地區自然地理環境的惡劣。比如在沙漠、高原、山區、叢林,惡劣的自然環境本身就危險重重。有些遺址地處險要之地,路況非常艱險,想要到達都是巨大的考驗,對於考古人來說,遇到泥石流、塌方、大雪封山等情況也算是家常便飯了。有次去汶川考察羌族人的石棺葬,汽車基本是在雲間小道穿行,旁邊是萬丈深淵,開車的司機從來沒有開過這樣的山路,到達終點的時候,他下車就嚇癱了。再比如說,在高原考古,很容易出現高原反應,而且不能輕易洗澡洗頭,曾經有女隊員受不了,洗了一次頭,結果感冒了躺了十多天,差點死了。有一次,四川省考古研究院的高院長帶隊去蜀道探險,結果在一個樹林里迷路了不說,還被一隻惡狗咬了,為了防止得狂犬病,高院長向老鄉借了馬,騎著馬翻山越嶺去打狂犬疫苗,更不幸的是,後來看到新聞才知道他打的那批狂犬疫苗是假藥,這下就只有生死由天了……如果是鬼吹燈式的「考古探險」,把它稱為非法盜墓比較恰當。小說是小說,現實是現實。如果非法盜墓會怎樣呢?《文物保護法》第六十四條規: 盜掘古文化遺址、古墓葬的行為構成犯罪,會被依法追究刑事責任。如果想去這樣的考古探險,最好的方案是打聽一下當地的監獄伙食怎麼樣。而且,新聞中經常有盜墓賊被坍塌的墓室砸死或窒息的情況。田野考古很多是露天的發掘,比之從盜洞鑽進去要安全許多。即使是考古從業人員本身,也不能來一場說走就走的考古探險。《文物保護法》第二十七條規定:「一切考古發掘工作,必須履行報批手續;從事考古發掘的單位,應當經國務院文物行政部門批准。地下埋藏的文物,任何單位或者個人都不得私自發掘。」第二十八條則規定:為科學研究進行的考古發掘,單位需要制定並提出發掘計劃、包國務院行政部門批准,還需要在此前徵求相關專家意見。重點文保單位的考古發掘,批准要求更高。
那麼經過批准後如何進行考古工作呢?一般來說要帶著洛陽鏟、全站儀等相關設備先展開考古調查和勘探,確定遺址位置和發掘範圍後,才能開始考古發掘工作。這一過程需要遵守《田野考古工作規程》,帶隊者也需要有領隊資格(需要經過培訓及考試)。
田野考古工作很辛苦,也確實有危險。一方面,遺址中比較深的一些井、灰坑,需要人下去發掘,井壁在地下水的滲出中有坍塌的危險,探方深度超過2米,探方壁乾裂也容易剝離,土遠比想像中的要沉,從頭拍下來不是鬧著玩的。疾病也是需要考慮的因素,偏遠地區醫療水平不足,一些急性病容易錯過治療時機。而且,一些地形崎嶇、海拔較高的地質條件也十分危險,正如樓上的答主說的,下雨有泥石流的風險,高原有高反,就算沒有這些,長途跋涉中一腳蹬空也很危險。非洲的考古工作,因為蚊蟲的原因,則有瘧疾和腦膜炎的風險。
考古工作有危險,民間自發的「考古探險」有生命危險。
考古的危險程度應該取決於這個古迹所在的地理位置,如果這個古奇蹟的位置是在荒山野嶺或者有野生動物出沒的地方,那就會有比較大的危險; 除此之外如果這個古迹里有機關也會比較危險; 還有就是這個古迹由於經歷時間太長,會滋生出很多未知且危害極大的病菌或者造成結構的塌方,也會造成很大的危險。
我要說一個,因技術不足而導致「珍貴文物被破壞」的危險。
1955年10月4日,一份題為《關於發掘明長陵的請示報告》,被送到時任政務院秘書長的習仲勛桌前。
報告落款為:郭沫若、沈雁冰、吳晗、鄧拓、范文瀾、張蘇等,皆是中國文化界赫赫有名的大人物。
消息一出,時任文化部文物局局長的鄭振鐸、考古研究所副所長夏鼐(nai四聲)紛紛震驚。
鄭振鐸(1898.12.19—1958.10.17)
他們立即找到報告發起人之一的北京市副市長吳晗,希望他能收回提議,理由是:
我國目前的考古工作技術水平,還難以承擔如此大規模的發掘工作,以及文物的保存、復原方面的技術也不過關,如此龐大的發掘和保存,就連世界上技術先進的國家也會望而卻步。
但主管北京市文化教育工作的吳晗決心已下,為此,他提出了自己的意見:「全國解放已經多年了,有老一輩專家,又有新一代大學生,從人力物力上來看,都可以勝任這項巨大的工程!」
雙方爭持不下,皆把希望寄託於下最後決心者身上。
5天後,周總理最後裁決的消息傳來,批複了四個大字:同意發掘。
既然周總理已經做出了批複,再有人反對,也無法產生任何阻攔。
於是1955年12月初,吳晗主持成立由6位發起人和夏鼐、鄭振鐸、王崑崙組成的「長陵發掘委員會」。
由28歲的趙其昌擔任發掘工作隊隊長,他畢業於北京大學歷史系考古學專業。
1955年的最後一天,在夏鼐的催促下,工作隊隊長趙其昌,率人冒雪從北京前往萬壽山腳下的十三陵。
明十三陵曾是皇家聖地,然而3天下來,對長陵的初次勘探卻毫無線索。
吳晗、夏鼐、趙其昌經過協商後,決定擴大勘探調查範圍。
1956年春,經過兩個月的史料研究後,趙其昌又率工作隊重上十三陵,偶然的線索使發掘長陵的計劃發生了變化,定陵玄宮重見天日便成定局。
這一天,趙其昌率人來到定陵勘探,經過多時察看,有些疲倦的趙其昌在寶城城牆邊一塊石頭上坐了下來,想要休息一下。隊長趙其昌突然發現,在距離地面三米多高的城牆上方,有幾塊城磚塌陷下來,露出一個直徑約半米的圓洞!
隊長趙其昌立馬激動不已,趕緊叫來同伴,搭起人梯察看究竟,經觀察,這個洞口像一個門券的上端,亮處可辨別磚砌的痕迹,「這是地宮入口!」,於是隊員們紛紛歡呼雀躍,把長期以來的困惑拋在腦後。
後來經中科院考古所副所長夏鼐親臨現場勘探,根據他多年的經驗,也估計是通往地下玄宮的入口。
(定陵地貌,圓型圍牆為陵墓寶城,地宮即位於寶頂之下)
(地宮大門)
(定陵地宮後殿現狀,棺床上擺放的是萬曆皇帝和兩位皇后棺槨的複製品,原棺已毀,屍骨無存)
定陵發掘自1956年5月破土動工,到1958年7月底,清理工作基本結束。
9月,萬曆帝後的殉葬品走出地下宮殿,登上故宮神武門城樓,向群眾展出。展覽後,定陵博物館籌建人員加速了修補、保護、複製殉葬器物的步伐。
首先要修補、複製的自然是三具屍骨。
正在中國幫助工作的蘇聯著名雕塑家格拉西莫夫聽到此事,主動找來,請求把屍骨帶回蘇聯,做修補和模型複製。
在這之前,格氏已為北京博物館修補和製作了古人類頭骨的模型,但有關方面怕在這個問題上出現漏洞,婉言謝絕了他的請求。
明十三陵於1958年,正式開始發掘,此後出土了一大批珍貴文物。但是由於技術和人為問題,很多文物最終慘遭破壞。
諸如出土的絲織匹料,當時有工作人員建議,絲織匹料可以像古畫一樣進行托裱,背後襯用韌性大的紙張,以便卷舒,還有人建議,糨糊內加入防腐劑,以便長久保存。
後來沈從文來看了裝裱好的絲織品之後,十分憤慨,對助手說:「囊括了中華紡織技藝精華的明代織錦遺產,如此輕率地對待,還做這樣不負責任的解釋,不是出於無知,就是有意欺騙!」
還有對於帝王龍袍的處理,用「聚甲基丙烯酸甲酯」(塑料),加入軟化劑,塗在半腐的衣服上,時間稍久,衣服顏色變深,軟化劑蒸發,質料變硬,硬作一塊,不能展開。未經反覆實驗,匆匆上手,效果不佳,只能停止。
定陵絲織品損壞的消息,迅速傳到北京,鄭振鐸、夏鼐得知後均無比震驚。
正在焦慮不安、痛心疾首之際,外地再次傳來消息,因為聽說明十三陵已被發掘,有的省份也開始組織人力,躍躍欲試,要向帝皇陵墓進軍,還有的省份也不甘落後,紛紛效仿,漢陵、唐陵、清陵等等,都響起了開掘號子。
面對此種複雜的情況,鄭振鐸、夏鼐立即上書國務院,請求對這種極不正常的發掘之風予以制止。
這份報告很快得到周恩來總理的批准,並立即通令全國,一場劫難才終於沒有降臨到一個又一個珍貴的文化遺產身上。
可十三陵中無意間慘遭破壞的文物,卻永遠成為了歷史的塵埃。
由於工作的關係,我拍攝的人物里有二位是考古探險的從業者,雖然現在他們已經離開本職工作了,但是我還要在這裡補充幾句我對考古探險的危險程度發表看法。
第一,前往考慮現場的途中很危險,尤其是開車前往考古現場,一般的考古現場都不是有水泥路的地方,大都是邊緣無路的地方,在這樣的道路開車,相當危險。很多考古為了安全,都是徒步行走,雖然徒步行走比較慢,但是比開車危險了許多。
第二,攀登大山的危險程度比較高。如果在平原安全就有保障,如果在懸崖峭壁上,危險可想而知。
第三,野外住宿的危險性,當然,隨著科技的發展,野外住宿相對來說比較安全。我就粗略地回答這些,為了更直觀,我就發幾張圖片給大家。
危險?目前見過最危險的一次就是墓頂塌陷,差點把人埋在裡面。
另,如果你能統計一下常年在外「探險」的考古學家,他們的離婚比例,就會得出一個全新的結論:考古探險最大的危險在於常年在荒野出差,難以維繫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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