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上廣深的科技園區與矽谷的差距在哪？

美國人說矽谷的誕生在於天時、地利和人和，不僅中國難以複製，美國自己也難以複製。

過去十幾年，矽谷各種組織機構曾接待過數以百計的中國赴矽谷考察隊，想知道究竟美國怎麼就有了矽谷？到底什麼是矽谷？中國有沒有可能打造矽谷？中國應該如何打造矽谷？其中我聽到的一個真實故事是這樣的：

就「全球化中如何提高競爭力」課題，上世紀90年代一行中國政府代表團在美國轉了一圈後抵達矽谷。其中訪問全球自定義電子技術、製造和服務解決方案供應鏈推進者Solectron時，他們問了一個問題：「你們產品這麼多，哪個是自己的創新？」

「一個也沒有。」Solectron的人哈哈大笑，一點不難為情。「原來是個代工公司。」訪客私語。

從上面的例子可以看出，在矽谷，從研發、生產製造到市場營銷，清晰的產業分工和社會協作保證了矽谷速度和諸多成本的節約，即以最快時間、最低成本完成「從技術發明到產品，從產品到商品」至關重要的兩個飛躍。

強調規模效益的「大」仍是目前中國振興規劃的核心指導思想，但是矽谷的創新力主要來源於無數「小而靈活」的創業公司。

此外，矽谷是一個與中國本土截然不同的商業世界，從語言到隱藏其後的思維方式，從企業成長到支撐這條路徑的整個社會體系。

斯坦福教授將這種小而靈活的創新稱為「推動型價值鏈結構」，他尤其強調了矽谷與東部「拉動式創新」的區別：

美國東部的縱向公司結構決定供應商基本不參與創新，而矽谷的橫向競爭促成零件製造商與產品製造商的緊密合作，並在過程中發揮各自優勢進行再創新，從而通過新生態系統的建立使新理念價值不斷增加，最後從產品創新一路沖向如eBay、雅虎！、谷歌等商業模型的創新。

其次，是以斯坦福為原型的高校人才培養的靈活性。弗雷德里克教授幫助斯坦福畢業的學生建立自己的公司，以惠普為例。當弗雷德里克知道兩名斯坦福大二學生戴維.帕卡德和威廉.休利特畢業後準備開辦自己的電子企業，他鼓勵這種創業精神，借給了他們538美元，還幫助他們從Palo Ato銀行得到1000美元的貸款。

隨後，兩人在Palo Ato愛迪生大街367號的一間車庫開始研製電子產品（這間車庫已經被加州當局定為歷史文物和「矽谷誕生地」），而當戴維.帕卡德和威廉.休利特成為美國最成功的企業家，他們當然不會忘記自己的老師，1977年兩人向斯坦福大學捐贈920萬美元，建造弗德里克.特曼工程學中心，作為40年前538美元的回贈。

「清華、北大與中關村的融合仍然非制度化。就「企業」、「學校」和「政府」三個創新環節來說，中國大學對創新的「孵化」是與矽谷的最大差距所在。

「除斯坦福教師可以參與建立創新企業，還表現在取自社會的師資招聘制度上。」趙慕蘭指出，斯坦福等矽谷高校都有專門「諮詢教授」一職，且數量不少，這些人往往都是社會某個領域的佼佼者，具備豐富實踐經驗，而當他們成為諮詢教授後，直接受益的就是當地學生。

「不少人離開幾十年後還能回去完成當年沒完成的博士論文，完了還能拿學位，」王德祿則指向斯坦福的學籍管理：「而中國想創業的學生，則必須面對魚和熊掌的問題。」

斯坦福當之無愧是矽谷人才培養體系的核心，其培養的人才領導的企業所創造的總產值已佔到矽谷經濟的一半以上。

而加州聖何塞州立大學號稱自己是矽谷大學，但斯坦福卻不敢這樣稱呼自己。這是因為這些年來，聖何塞州立大學為矽谷輸出了大量的中、低層技能型人才，而這種持續不斷的輸血也包括矽谷的各社區學校。換句話說，除了以斯坦福為基礎的高端人才，今天的矽谷同樣受益於多層次的人才結構，這一點非常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