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為何沒能改變北宋積弱的現狀？

北宋時期出現的農民起義很少其重要原因就是大量招收失地受災的流民進入軍隊造成「冗兵」的局面。西夏能夠崛起的重要原因是對於宋朝知識分子的任用，原因是科舉失意之人感覺受到不公待遇部分人員出逃他國，並且受到重用發過來去對付宋朝並造成了極大的損失，宋朝統治者吸收教訓，科舉制錄取不在嚴格擴大了招收人數造成了「冗員」。當時遼、宋、西夏人員之間的人員流動很普遍，有的還身居高位。三國之間通過協商訂了協約維持住了和平局面，但是也是時戰時和，雖是互約為兄弟之國，但宋朝每年都要有「歲賜」進貢給其他兩國，為了維持和平局面供養了大量軍隊，因此財政支出龐大造成了「冗財」，這就是北宋背負的三大包袱，而為了改變這一局面現有慶曆新政後有王安石變法的出現。

王安石變法其最大的支持者是宋神宗，起初堅定支持，不久產生動搖，而後放任自流，造成群起而攻之，最終流於失敗。同時王安石本人過於執拗人稱「拗相公」聽不進去不同意見，本身執政經驗缺乏只做過地方官，對中央政府制度運行認知不夠熟練，任人唯新。大量排斥有經驗的同僚，新的人才雖然容易去執行政策，但是在不斷的歷練中也要為積累經驗付出代價，農民成了最大的背包袱群體。各項政策最終都要落實的農民的身上，在中央或是官僚體系內部意見都不統一的情況下，急劇的推行新政策沒有緩和的空間，即在統治階級內部造成了破壞，又把傷害轉嫁到了農民身上，新興官僚在執政中為了維護自身的利益又出現了不同的意見造成了矛盾，新人舊人為了各自的利益逐漸形成了不同的群體，最終造成黨爭的局面。

起初各黨爭論還只是為了對政策的執行程度，先後緩急做爭論，後來則變成了黨同伐異，你支持的我就反對，你反對的我就支持，從政策落實之爭變成了路線之爭，從爭論結果的實現到爭論過程的做法，對富國強兵的目標的追尋逐漸迷失到黨派爭論。在具體的執行中通過保甲法加強了統治基礎，增強了軍事能力在河湟對吐蕃的戰爭中取得了北宋對外戰爭中少有的勝利。青苗法對預防災害有了保證，市易法打擊了商人的囤積居奇，但是再從上到下的執行中逐漸走向了激進，從時法變成了常法，從保障政策變成了逐個盤剝把變法當成了個人牟利的工具。

任人不夠妥當，沒有在統治階層形成統一的意見，執行過於激進，從預防性的法規變成了常規性的法規，在自己能夠解決自身問題的情況下，也要農民去借貸，在能夠自行運轉的情況下也要外力干預，必然造成不必要的損失，經濟基礎造成了破壞。造變法過程中時緊時行，造成了無所適從朝令夕改，政府運行停滯，官吏停擺混亂局面必然出現，進而動搖最高統治階級。

宋神劇在其祖母母親的勸說下，利益受損者的輿論下妥協了，王安石兩次辭官又不夠堅定，在宋神宗去世王安石失去最大支持者後，宋哲宗即位，高太后垂簾聽政，起用以司馬光為首的保守派並任其為宰相，王安石也在元祐元年去世，新法幾乎全被廢掉，變法最終走向了失敗。

由於黨爭的出現統治力量逐漸弱化，統治階級內部的裂痕也逐漸加大最終使北宋走向了覆滅。

思考良久宋神宗如果有秦孝公支持商鞅變法那樣無比堅定，北宋又該走向什麼方向呢？

民不加賦而國用足，在非機器大生產時代就是一個笑話。既然基本目標都是滑稽可笑的，如何完成？

所以，民被加賦了，國用依舊不足。王安石及其徒子徒孫的新黨變法於國家財政、經濟民生，地方發展，軍事建設，無一成果。

首先，北宋積弱，我認為僅僅是表現軍事上的，而王安石變法中的強兵措施扭轉了西北邊防長期以來屢戰屢敗的被動局面。北宋熙寧六年（1073年），在王安石指揮下，熙河路經略安撫使王韶率軍進攻吐蕃，收復河、洮、岷等五州。是兩宋時期漢民族與周邊少數民族政權作戰時，北宋朝廷開疆拓土，大獲全勝的唯一戰例。建立起進攻西夏地區的有利戰線，對宋與西夏的戰爭格局掀起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其次，整個變法虎頭蛇尾，沒有堅持下去，所以也就談不上改變北宋積弱的局面。

1. 改革太激進，沒有大範圍的支持基礎。改革需要的是穩妥的漸進式的改革。

2.社會形態沒有改變，改革也需要社會的基礎 思想思維的轉變。

3. 改革需要執政集體整體的認同 不能只是小的精英集體的認同。

4. 改革也需要釋放改革紅利 讓大多數人知道改革的好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