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爾·貝婁：無與倫比的雞尾酒調和大師

轉自理想藏書-作家與作品 索爾·貝婁：無與倫比的雞尾酒調和大師--------------------------------------------------------------------------------索爾·貝婁　　●索爾·貝婁語錄 　　我曾被稱為「怪誕的偉人」。事實上，我不是怪人。但我的確不想跟媒體做遊戲。我沒有定期接受採訪。當我獲得諾貝爾獎時，我拒絕了在某人的電視節目上做秀。主持人就說我是一個怪人。他說：「如果你不想在電視上露臉，幹嗎要接受獎金呢？」我回答道：「我要用獎金在赤道上的哪個小島買幢漂亮房子。那樣，我就可以遠離那些要採訪的人了」。 相關鏈接 索爾·貝婁：一個剛剛來到地球的「外星人」（附圖） 紀念索爾·貝婁（附圖） 貝婁：一顆流浪心靈的歸宿 索爾·貝婁：在多元文化中尋求人類的價值標準---紀念索爾·貝婁 逝世（附圖） 索爾·貝婁：最後的慈愛丟在郵局 索爾·貝婁:不能流行的知識分子寫作（附圖） 索爾·貝婁：無與倫比的雞尾酒調和大師（附圖） 大師貝婁（附圖） 索爾·貝婁的女人們（附圖） 猶太作家索爾·貝婁：戰後美國文壇驕子（附圖） 　　 ———索爾·貝婁談媒體採訪 　　在我漫長的一生中結識並崇拜過許多非凡的人物，但他們之中沒有一個比艾倫·布魯姆更出色。不久前，當有人問我一生中是否結識過偉人的時候，我本能地做了肯定的回答。是的，當然，我的確結識了幾位———甚至愛上過其中的幾位。我確信艾倫顯然就屬於偉大之列。對於那些受過他的教育、或逐漸與他密切起來的人而言，事實上，是他改變了我們。 　　 ———索爾·貝婁談摯友艾倫·布魯姆 　　我們生活在一個對藝術家彷彿有無法克服的敵意的科技時代。因此藝術家必須為生活而鬥爭，為自由而鬥爭，和其他每一個人一樣———為正義和平等而鬥爭，因為這二者已受到機械化和官僚化的威脅。這並不是意在勸告小說家趕快衝進政治領域裡去。但是在開始的這個階段，小說家必須開始發揮自己那長期得不到使用的聰明才智。如果他要拒絕政治，那就必須懂得自己拒絕的是什麼東西。他必須開始思考，而且不只是要思考自己那狹隘的個人利益和個人需要。 　　 ———索爾·貝婁談小說家的職責 　　海明威說：「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後，沒有哪個混蛋會寫出什麼值得一讀的東西。」60歲獲獎的索爾·貝婁打破了這種宿命　　 　　美國二戰以後最重要的作家索爾·貝婁於2005年4月5日(美國時間周二)去世，終年89歲。死亡，是貝婁在很多作品中反覆述及的，而貝婁本人也經歷了太多的別人的死亡，先是母親，然後是父親，然後是一批批的老朋友，再是兩個哥哥和第三任妻子，現在則輪到了他自己。在貝婁的早年和晚年，他曾有兩次與死神擦肩而過。第一次是八歲時，因腹膜炎和肺部感染而住了半年醫院，這對他一生影響很大，他第一次思考死亡的問題。第二次則是1995年，他在加勒比海度假時吃了一條紅鰭笛鯛後突感不適，昏倒在浴室。他昏迷了三個星期，就在醫生認為他快要不行了的時候他奇蹟般地好轉。四年後，他的第五任妻子，40歲的詹妮斯·弗里德曼誕下女兒瑙美·羅斯·貝婁，那時貝婁已經八十有四了。 　　貝婁是惟一3次獲得全美圖書獎的作家，他還曾獲得一次普利策獎。1976年，他以「對當代文化富於人性的理解和精妙的分析」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他擔任過聲譽極高的芝加哥大學著名的「社會思想委員會」的主席，他獲得無數榮譽和表彰(值得一提的有哈佛、耶魯大學的榮譽博士學位，法國文學藝術騎士勳章，義大利馬拉帕特獎等等)，1990年，美國全國圖書基金會向索爾·貝婁頒發了終身成就獎章，表彰他對美國文學的卓越貢獻。貝婁說他獲得過這麼多的獎章，感到自己好像是一位俄國將軍。 　　早年生活 　　 1913年，貝婁的父親隨身帶著一些裡面塞滿了織錦馬甲、高頂禮帽、塔夫綢黑裙子、鴕鳥羽翎和高跟紐扣的淺皮箱，和妻子及三個孩子離開俄國，來到加拿大蒙特利爾市郊的拉辛鎮。三年以後，他們的第四個孩子出生，這就是日後成為美國二戰後主要作家的索爾·貝婁。 　　索爾的父親是個倒霉蛋，在《赫索格》中，我們可以看到一個很真實的父親刻畫：他身架小巧勻稱、容貌俊美，圓圓的頭，機警敏捷，不過脾氣有點急。但他從俄國帶來的那幾千盧布很快蝕個精光，「1913年，他在魁北克省的瓦利菲爾德城附近買了一塊地耕種，但失敗了。這之後，他搬到城裡開了家麵包店，失敗了；做批發商，失敗了。戰爭時期，開了家睡袋加工廠，別人都賺了錢，他又失敗了；做廢品商，也失敗了。後來他開了一家婚姻介紹所，仍然失敗，因為他脾氣太急躁，而且說話太魯莽。而現在，他做的私酒生意，又面臨失敗。」 　　與父親相比，貝婁的母親對他影響更大，她出身書香門第，父親是有名的拉比，從小愛讀書(尤其是那些俄國的古典小說)。貝婁的母親最寵愛這個孩子，對他寄寓最高的期望。這位母親很像《洪堡的禮物》中的主人公西特林的母親：她整天「燒呀，烤呀，刷洗熨燙，做罐頭、腌鹹菜都行。她會用紙牌算命，還會用顫音唱俄國歌曲……在家時，如果我掉了牙，她就要把那顆牙扔到火爐後面，說小耗子會再銜一顆好的來」。 　　貝婁從小接受猶太教的宗教教育，後來又接觸並深入了解基督教，這對他的創作影響很大。同時，由於魁北克的特殊文化環境和他的家庭的特殊情況，他的語言環境也是多語種的：父母在家說俄語與意第緒語，幾個孩子在家說英語和意第緒語，在學校大家說英語，而在街上人們則說法語。1924年，母親領著四個孩子帶上一些還算值錢的東西偷渡過境來到美國芝加哥，臨走還欠著房東十美元的房租。貝婁從小是個讀書狂，當時布德龍公共圖書館在貝婁一家所在街區開了分館，他就經常去借書，據他自己說，在他九歲時已經讀完館內所有的兒童書，開始讀大人的書了。從小學到中學，他如饑似渴，無所不讀，從托爾斯泰、果戈里、荷馬到尼采、叔本華、陀斯妥耶夫斯基，從《哈佛古典名著》叢書到有關馬克思、列寧的一些小冊子(想想吧，芝加哥當時是世界工人協會的全國總部所在地)，另一些書他可能出於愛之甚切，只好親手偷來讀。1933年秋貝婁進入了芝加哥大學，一方面熱心於政治，參加各種社會主義集會，另一方面他更熱衷於文學和音樂(他終生熱愛莫扎特)，他閱讀了更多的偉大的文學作品，為今後的寫作生涯奠立了更深厚的基礎。1937年，貝婁進入威斯康星大學攻讀碩士學位，但他的導師告訴他，他無法從事社會科學研究，因為他每次寫論文，最後都變成了小說。 　　是的，貝婁天生是一個小說家，他說：「當我還是個孩子時，我把自己想像成一個猶太印第安人。我不能解釋我正在做什麼。但是現在，想想這些總是跟我在一起的奇思妙想，我發現我在想像的世界裡找到了快樂。」他承認：「我非常健談。我發明東西。隔壁鄰居的女人們總對我母親說：『你兒子真是個大騙子啊』！」貝婁以《掛起來的人》(1944)正式走上文壇，以《奧吉·馬奇歷險記》(1953)成名，不斷寫出《雨王漢德遜》(1959)、《赫索格》(1964)、《賽姆勒先生的行星》(1970)這樣的名作，並以獲普利策獎的《洪堡的禮物)(1975)達到個人小說成就的頂峰，接著又於次年獲得諾貝爾獎，所有這些，關注文學的人們大都耳熟能詳了。 　　五次婚姻 　　除了他的舉世聞名的小說，貝婁還以結婚次數多而引來好奇。貝婁曾說，小說是一種更高級的自傳，於是，人們就未免會在他的小說中尋找到他的這些婚姻的蛛絲馬跡。貝婁身邊總有很多女人，除了妻子，還有很多女友，有女作家、大學教授、編輯甚至同事的妻子以及其他的人，在擔任芝加哥社會思想委員會主席期間，他總是想提拔他的女友們，這讓他的好朋友、著名社會學家愛德華·希爾斯很不滿意，兩人後來因為各種因素逐漸疏遠，臨死前希爾斯也沒讓貝婁去看他。「自我心理學」流派的創建者，心理分析師稱，貝婁是典型的「唐璜綜合征」患者，這類人對自我有著不確定感，很脆弱，但他們不斷地用自尊來保護自己。他們渴求女人，不是力比多的驅使，而是自戀的需要，他們需要從異性那裡得到溫暖，得到對他們的自我的確認，這能夠讓他們從孤獨的境地中解脫出來。女人對貝婁的影響是複雜的。一方面，女人們讓貝婁吃盡苦頭，婚姻總是破產，賺到的大把大把的錢，也總是很快耗盡，「你剋制你的精明。在尚未察覺之前，你已經付出一筆巨大的離婚和解費給那個女人。而這個女人居然曾經不止一次地聲稱她是單純的，不懂財務。」另一方面，這種紛亂的兩性生活以及產生的一系列問題，涉及的大量的人和事，給了貝婁豐富的寫作素材。 　　 1937年，23歲的貝婁結婚了，這是一生結了5次婚的貝婁的頭一場婚姻，新娘是俄國移民後裔安妮塔·戈什金，她正如貝婁後來在《赫索格》中描寫的樣子：「大大的綠色斜眼睛，金黃但毫無光澤的鬈髮，皮膚倒很白凈。」安妮塔很快發現了丈夫的花心(貝婁有一張性感的嘴，一頭鬈曲的頭髮，一雙大眼睛「映射出母鹿般的神情」)，她發現丈夫居然和另一個女人一起消失了一個星期(這樣的事情後來似乎成了他婚姻生活中的常事)。一開始感情還好，但逐漸地，貝婁期望從婚姻中期盼的一切都沒有了，儘管他們夫婦在1944年生下了兒子格里高利。1955年，他們結束了他的長達18年的第一段婚姻。在《只爭朝夕》中，他借自己的話語權，描繪了這麼一個悍婦的形象：「她只要有打擊我的機會，就打擊我，她彷彿專為摧殘我而生存的。而且，她的奢望也太多，沒完沒了。」 　　還在分居期間，貝婁有一次打電話給《黨派評論》，接電話的是一個剛從大學畢業的20歲的姑娘，他馬上被電話里的聲音迷住了，趕緊追問姑娘的芳名，原來是桑德拉·柴克巴索夫，他馬上奔到雜誌社，去一睹芳容。果然，桑德拉是個眼睛湛藍、皮膚白皙的美麗姑娘，她的形象在《赫索格》裡面有描繪：「漂亮的烏黑頭髮在後面束成一個小髻，額前則留有劉海。她脖子纖細，眼睛深藍，一隻拜占庭式的鼻子，從眉心筆直而下。那劉海遮住了表明智力相當發達的前額，遮住了她那過人的意志力。」貝婁與桑德拉於1956年2月結婚，次年1月二兒子亞當出生。但婚姻很快出現了問題，桑德拉一直認為娘家比貝婁家高貴，她美麗，她雄心勃勃，正在攻讀博士學位，她不喜歡被貝婁的光芒籠罩，她在花錢上也大手大腳。這是一場令貝婁筋疲力盡的婚姻，《赫索格》中描述了一個因妻子的背叛而幾乎精神崩潰的主人公，很大程度就是貝婁本人。1959年，雖然貝婁仍然不知道桑德拉的婚外情，但他感到是她造成了現在的一切。桑德拉提出離婚，貝婁黯然離家。當得知妻子的私情後，貝婁一開始也想與赫索格一樣用槍報復，但最後這個衝動的計劃沒有實行。1960年他們離婚。《赫索格》出版後，桑德拉認為，雖然她曾經對不起貝婁，但貝婁通過《赫索格》對她也報復得差不多了，這部小說讓她尷尬痛苦，還讓貝婁名利雙收，這下要算扯平了。 　　尚在著手處理離婚事宜之時，貝婁又和不少女人搞在一起，其中一個女性是蘇珊·格拉斯曼。他覺得蘇珊聰明機靈懂文學，她還答應要全心全意地照顧他，所有的俗事都不用他操心。1961年，貝婁第三次結婚。新娘和桑德拉一樣認為自己的娘家更高一等，習慣和上層社會交往，對貝婁的親戚看不上眼。1964年3月，貝婁的第三個兒子丹尼爾·奧斯卡·貝婁出生。貝婁名滿天下，但是他的第三次婚姻又出現危機，他和蘇珊的很多差異體現出來了。蘇珊喜歡「貝婁太太」的名頭，也喜歡拋頭露面，天天赴宴，而貝婁顯然興趣不大，他天天要看書和寫作，每天上午都要工作。當然，貝婁也有責任，不到一年，他和其他女人往來，其中一個叫麥琪·斯塔茨的女人進入了他的生活。在貝婁一生頗為壯觀的情人隊伍中，他和斯塔茨的關係是最熱烈和最持久的，這個女人也在貝婁的許多小說中顯影。於是，蘇珊和貝婁開始了戰爭，到1966年年底，這個婚姻就難以為繼了。1967年貝婁和蘇珊離婚。但是，1975年出版的《洪堡的禮物》讓蘇珊極為光火，在書中，貝婁居然把她描寫成容貌漂亮卻缺少人性，很有風度卻內心兇狠，天天嘮叨著要結交達官貴人，她質問：貝婁這樣做是不是太過分了，太沒有道德了？蘇珊與貝婁有多年的法律大戰，這讓試圖謊報收入的貝婁損失了大部分財產(包括諾貝爾獎金)。蘇珊是與貝婁纏鬥得最凶的前妻，她後來說是想通過這樣的鬥爭保持和貝婁的關係，可能是由於陷得過深，蘇珊前些年死去，貝婁想讓兒子帶去他的懺悔，可惜蘇珊本人是聽不到了。 　　從1966年到1974年，長達八年的過渡期，貝婁只有情人，沒有婚姻。他的第四個結婚對象是一個比他小19歲的知識女性，叫亞歷山德拉·伊俄奈斯庫·圖爾西亞，她是羅馬尼亞人，耶魯大學的博士，國際上知名的數學家。在貝婁隨後的《院長的十二月》中，他把她寫入書中：她給人以「真情實感，她那漂亮的後背脖頸和那好看的臉蛋」，以及優雅的風度，給人極好的印象。1974年11月，他們結婚了，這次連苛刻的朋友們也認為他們的婚姻能持久。開始的婚姻看來是幸福的，在《院長的十二月》中，貝婁這樣寫道：「精神集中使她面孔嚴肅。她進行科學研究時就是這個樣子……使他高興時，她會跳上跳下，像小姑娘一樣拍著手」。逐漸地，兩人之間的裂痕出來了，儘管貝婁早知道亞歷山德拉對他的作品毫無興趣，但這越來越成為她的一個缺點。在貝婁看來，她不關心他，把全部精力花在自己的研究上，他承擔了不少家務活，她卻全不理解。而亞歷山德拉則認為，貝婁把一切花在自己的書上，說話尖刻，一切以自我為中心，藐視她的感情。再加上長期以來在研究上沒有突破，她把一切怪罪於他。1986年的一天，貝婁回到家裡，發現亞歷山德拉在他的物品上都貼上了紅色的標籤，而在她自己的物品上則貼上另外一種顏色的標籤。她走過來對他說：我要和你離婚，我要你在二十四小時內搬出去。亞歷山德拉認為，既然她無法讓貝婁感到幸福，還不如分手。在《拉維爾斯坦》中，亞歷山德拉是以維拉的名字出現的，她是一個物理學教授，整天只關心自己的工作，對丈夫很冷漠，很不關心，不願意付出太多情感。 　　貝婁感到絕望，在《更多的人死於心碎》中，他作了一次總發泄。在書中，貝婁採用最刻薄的言辭，以最詆毀人的方式向書中的女人們進攻。而在貝婁以前的小說中，他從沒有對女性人物做過如此灰暗、如此絕望的描寫。他好像不再在乎小說可能在女性讀者，特別是女權主義者中引起的義憤。評論在肯定書中的智慧的同時，一般都對書中的女性刻畫持保留意見，耶魯大學的大批評家哈羅德·布魯姆認為，貝婁的女性人物一般都是荒謬的憑空捏造的蹩腳貨色。 　　 1989年8月經過仔細考慮，特別是和老情人麥琪·斯塔茨深入探討後，他決定與詹妮斯·弗里德曼結婚。這一年，貝婁74歲，詹妮斯31歲。儘管外界對這段年齡差距達到43歲的婚姻議論紛紛，但這最後一段婚姻應該說是幸福的，詹妮斯很樸素嚴謹無私，性情柔和。她對貝婁無微不至，她會寸步不離地陪貝婁在學校散步，陪他訪親探友。詹妮斯自己也是一個學者，酷愛文學，從小崇拜貝婁，她在主流知識分子刊物上寫文章，能在大學作演講。詹妮斯讓貝婁感到了從未有過的溫情和適意，她就是他所一直渴望找到的那個人。詹妮弗犧牲了很多，但她沒有後悔。貝婁離世那一天，也是她和貝婁的那些長大了的子女們守在床邊。經歷了這麼多婚姻災難，上帝終於給貝婁安排了一個完美的結局。《拉維爾斯坦》中的羅莎曼就是詹妮斯：「瞧瞧羅莎曼多麼容光煥發。嗨，這位女士正在享用精美的食物」，書中的她溫柔、體貼。這本書也是獻給她的：「獻給詹妮斯，我心中最美麗的女人，指引我航程的明星」。 　　三種文化 　　貝婁長期生活在芝加哥(布魯姆曾說，「索爾對於芝加哥，就像巴爾扎克對於巴黎一樣」)，並成為紐約高級知識圈的紅人，他系統地接受了美國的本土文化(政治傳統、歷史傳說以及文學遺產)，這種文化本身有很強的包容性，儘管「全世界把美國當成了自己存放東西的地方」或「歐洲把它的人類垃圾傾倒在了這裡」，它似乎反而更健康了。當然，貝婁還是一個典型的世界公民，一個知識狂人，一個把世界文化當作自己家鄉的人。不過，總體而言，他在文化地理上與三種文化特別脫不了干係，這就是：猶太文化、法國文化和俄國文化。 　　貝婁從小就感知自己的猶太人身份，「我知道自己是個猶太人，這一點很早就明明白白了。說真的，我不知這是否是件壞事。」在猶太人的骨子裡有一種宗教的、末世論的東西，這種東西在貝婁那兒也有。他不像其他幾個獲諾貝爾文學獎的猶太作家———如薩克斯、辛格或2002年的得獎人凱爾泰斯那樣直接描寫東歐猶太人在戰前的恐懼和在集中營的悲慘命運，他沒有那種經歷。但他一直關心猶太人在這個世界上的普遍生存命運，在《耶路撒冷去來》一書，這種感情表達得最直接。畢竟，他把「《舊約》轉化成自己的內心生活」，他雖是個世俗的猶太人，但猶太人的思維方式仍對他產生很大的影響，意第緒語文化也是他的一個獨特的文化來源。 　　法國文化對貝婁的意義非常大，巴黎是歐洲文化的中心。在他那一代最偉大的文學英雄都是歐洲人———喬依斯、普魯斯特、卡夫卡、曼、勞倫斯、里爾克，最優秀的美國作家(如詹姆斯、龐德、艾略特、海明威等)也是在歐洲(特別是巴黎)成長起來。1948年至1950年，貝婁獲得機會去巴黎考察。當貝婁到達時薩特成了法國文化的主導。他對薩特的情感是矛盾的。薩特及其存在主義文學和哲學在一個階段很深的影響了貝婁的思想與創作，貝婁的頭兩部小說可以看到這種影響。貝婁在巴黎時，「在《現代》雜誌上，閱讀薩特的文章；在《戰鬥》雜誌上，閱讀加繆的文章。也去聽偶爾在哲學學院所舉辦的講座。」他還常去咖啡館見薩特。可是，貝婁有一顆特彆強健的大腦，這樣的腦袋是不會聽從任何人的擺布的。他慢慢發現薩特的偏頗：「當他寫出那篇關於弗朗茲·費農的倡議性的文章時，我認為左翼的薩特是在做右翼的塞利納在做的事———殺！殺！殺！」不過，貝婁本人倒是清醒的，「回首往昔，發現薩特等人的錯誤，絕不能使我感到沾沾自喜。相反，這些正義和進步希望的失敗，令我十分沉痛。我明白，由於危機接踵而來，沒有一個人失於消極。看到漏洞百出的理論上，花費了這麼多的聰明才智，叫人傷心。」 　　貝婁的父母來自俄國，儘管他們很想儘快使自己美國化，但「在我的心目中，父母還是俄國人，流露出俄國人那樣可愛的氣質」。作為年輕人，他曾對社會主義頗感興趣，他崇敬列寧和托洛茨基，特別是對托洛茨基有很深的迷戀，1940他在墨西哥城，經人介紹去會晤這位他崇拜的導師，可是在會晤當天的清晨托洛茨基被殺了：「他剛剛死去。帶血的錐形繃帶纏在他頭上。臉頰、鼻子、鬍鬚、喉頭上，流滿了鮮血，掛著一滴滴乾結了的發光的碘酊。」相對於早年的政治影響，俄國文學對他的影響是更大更深遠的。陀斯妥耶夫斯基(他把陀思妥耶夫斯基看作是「遠遠超過其他人的偉大作家」，《劍橋美國文學史》的評論家認為，貝婁的第一部小說《掛起來的人》就是脫胎於陀氏的《地下室手記》)，托爾斯泰、果戈里、契訶夫是貝婁最經常提到的和最欽佩的文學大師，「俄國小說有令人一見傾心的魅力。他們的傳統允許他們自由地表達對於大自然和人類的感受。」他一直關注俄國的文學，認同納博科夫的文學觀，多次提到曼傑斯塔姆和阿赫瑪托娃，欣賞《古拉格群島》以及沙拉莫夫的《科馬雷故事集》。 　　貝婁早年是一個左派，但後來又對左派作了深刻的自省和批判，反對所謂「左派種族主義」。他身上有一種存在主義式的悲觀主義的東西，但本質上也許是個樂觀主義者。他一方面接受了叔本華和尼採的哲學，另一方面又用美國地道的實用主義哲學的一套來看待很多問題。從文學而言，他從作為時代風尚的現代主義中學到了很多，但他又在本質上更親近「前現代主義」的大師們。他是一個美國的作家，重新肯定了像德萊塞、劉易斯、安德森這樣的本土作家的意義，並在作品中有所借鑒，但事實上他的野心是要和海明威、福克納一樣把根扎在歐洲這一西方文化的母體里，同時反過來對歐洲文化產生影響。在價值觀上他既反對過多的階級義憤，又憂心於普遍的價值貶值和精神的淪落。他是溫情的，又是諷刺的；他是尖刻的又是寬容的。他的作品是喜劇又是悲劇，他的人物是失敗者又是英雄。他把矛頭對準一切猛攻，但又會很快轉向自己，主人公只能在自嘲中擺脫尷尬。他學習了太多的東西，也相信了太多的東西，但他又有一個他所謂的特別有「修正」能力的大腦，對一切「毒物」去毒化，並為自己所用，所以，儘管他不喜歡托爾斯泰的基督教，不喜歡陀斯妥耶夫斯基的反猶，他仍然從他們那兒學到要成為大文學家要具備的一些東西，他連閱讀他反感的塞利納的書都是那麼細緻，他有一個多麼好的胃。顯而易見，他是一個大知識分子，但並不因此而得意，相反，他說：「你不必僅僅因為在大學執教而變成學問家。」他解嘲地說：「我也許會成為知識分子的，但是，這使我想起了法國卡通畫里那個妓女的話。她說：『我本來是能夠當修女的。』」 　　絕筆風波 　　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當然是貝婁一生的里程碑，但也是一項嚴酷的挑戰。艾略特把獲獎看作是通往獲獎人葬禮的門票。海明威說過：「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後，沒有哪個混蛋會寫出什麼值得一讀的東西」，像斯坦貝克那樣的作家，獲獎不久就死去了，而很多獲獎者再也寫不出有力的作品。而60歲的貝婁想打破這種宿命。1981年出版的《院長的十二月》沒有獲得成功，直到1984年，《口沒遮攔的人及其他故事》出版，才又獲得交口讚譽，人們承認那個他們熟悉的大師又回來了。1987年的《更多的人死於心碎》是一本激憤的書，儘管人們對書中的女性形象很難認同，但這仍然是一本強有力的和充滿智慧的小說。而2000年出版的《拉維爾斯坦》則是貝婁與時間和死神的最後一次拔河。讀過此書的人會震驚於一個84歲的老人還能寫出這樣複雜而敏銳的作品。 　　《拉維爾斯坦》是以貝婁最好的朋友艾倫·布魯姆為原型寫成的，這一點在貝婁面對記者時都是承認的。小說沒有太完整的故事，只是記述了主人公生前(布魯姆於1992去世)最後幾年的生活。場景多半是在大街、賓館、醫院裡，內容差不多都是無窮無盡的談話，他們在回憶、爭吵、嘮叨中打發了，他們總是用只有他們喜歡的猶太笑話逗趣。 　　布魯姆是貝婁晚年在芝加哥大學結交的同事，兩人一見如故，情同手足。布魯姆生前在人文學界享有相當高的地位，他的一些學生已經成了美國政府的高級智囊，他自己也多次受邀與撒切爾和里根會談。布魯姆1987年出版的著作《日趨封閉的美國精神》不意成為超級暢銷書，幾年內發行了50萬冊，為他贏得了大把美金和極高聲譽，為他贏得了捍衛古典文化和傳統美德的名聲，他自己也成為大學博雅文化的化身。儘管布魯姆是一個繼承他的老師列奧·斯特勞斯的保守主義者(儘管他不像老師一樣反感自由主義)，但他也是一個秘密的同性戀者，並感染了艾滋病，最後死於艾滋病引起的併發症，終年62歲。 　　《拉維爾斯坦》的問題是，在書中，作為布魯姆生前最親密的朋友——索爾·貝婁，這位最了解他的朋友，竟把他的最不可告人的隱私(死於艾滋病)抖摟了出來，這讓很多支持布魯姆的人以及他的朋友和家人感到痛心和憤怒。許多媒體紛紛鼓噪，說貝婁出賣了布魯姆，而一直看不慣布魯姆的人也大為開心，因為布魯姆被證明是個言行不一的人，他的書也失去了道德力量。他捍衛道德，卻又是一個被保守主義者不齒的同性戀；他出生微寒，卻在心中有強大的物質慾望。他虛榮，嚮往豪華奢靡的生活，一旦有了錢，就要住最頂級的飯店，永無饜足地追求那些頂級名牌貨。他舉辦昂貴的宴會，給同性戀密友買最好的跑車。儘管如此，在貝婁的筆下，對拉維爾斯坦的道德譴責還是被放在了非常次要的位置上。這是貝婁人物譜中的又一個非英雄，基調還是一曲輓歌。 　　後來，終於有人出來干預了。布魯姆的醫生等人站出來說，布魯姆根本不是死於艾滋病。他們開出了新的證明，證明上說，布魯姆患有心臟衰竭和腎臟衰竭，最後死於胃腸出血和十二指腸出血，這些很可能是艾滋病引起的並發綜合征，而醫生卻說：這些病與艾滋病沒有關係。貝婁於是跟記者說，他以為自己清楚布魯姆的死因，但看來現在不能這麼說了。貝婁對小說進行了修改，去掉了小說裡面的「艾滋病」、「人體免疫缺損病毒」等詞語，換上一些含糊的字句，以避免爭議。 　　選自 南方周末 編輯： 趙穎妍 --------------------------------------------------------------------------------理想藏書 Hesse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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