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與佛教文化:讚揚佛祖釋迦牟尼佛

菩薩在線佛訊 毛澤東作為中國革命領袖，終其一生，都與中華傳統文化有著深厚的不解情緣，而對於中華傳統文化重要組成部分的佛教文化，他不僅從小就有接觸、認知，其後更披閱佛經，精研義理，對佛學及其豐富的文化內涵表示出濃厚的興趣，且時出驚人之語，令世人自嘆弗如。

上世紀三十年代，在延安窯洞，頭戴紅軍八角帽的毛澤東與同情中國革命的美國著名記者埃德加·斯諾娓娓而談。憶及少年往事，他回憶說:"我母親信佛很虔誠。她向自己的孩子灌輸宗教信仰，我們都因為父親不信佛而感到傷心。九歲的時候，曾經同母親認真地討論過父親信佛的問題。從那以後，我們好幾次想把他轉變過來，可是沒有成功。他只是罵我們，在他的進攻之下，我們只好退讓，另想辦法。"

母親信佛對毛澤東產生重大影響

少年毛澤東對佛的信仰質樸而真誠，並將之作為一件重要而神聖的事情來看待，顯然，母親的信仰對毛澤東產生了重大影響。毛澤東的母親文七妹是一位典型的中國農村佛教女性信眾，雖然不識字，不能談經論道，但她一心向善，虔誠信佛，持誦阿彌陀佛暨觀世音菩薩名號，未嘗一日稍輟。白居易有詩云:"行也阿彌陀，坐也阿彌陀。縱使忙似箭，還是阿彌陀。"這正是千百年來，廣大凈土法門信眾的日常修持。

文七妹的虔誠信仰，連同佛教文化中的諸多價值觀念、道德觀念深深積澱在她的內心和生活中，成了她為人處世、待人接物的行為準則。她慈悲大度，心地善良，博施廣濟，嚴已寬人，鄉里四鄰，無不誇讚。由於先前夭折過兩個孩子，文七妹生下毛澤東後，為了讓他順利長大成人，她四處求神拜佛，懇請佛、菩薩慈悲加持，保佑毛澤東，甚至虔誠發願，吃起"觀音齋"。母親的影響是巨大的，童年、少年時的毛澤東耳濡目染，也成了一名虔誠的小信眾。母親生病時，他也到處求神拜佛，祈求佛祖保佑，而每逢年節，向觀世音菩薩頂禮膜拜更是他不可或缺的"功課"。

1919年10月，母親突然病逝，時年25歲的毛澤東正在長沙主編《湘江評論》，驚聞噩耗，五內俱焚的毛澤東星夜趕回湘潭老家韶山沖。他守在母親靈前，一燈如豆，慈母的音容笑貌仍歷歷如在目前。毛澤東悲痛之餘，揮毫寫下一篇哀慟感人的《祭母文》，對母親的慈悲情懷寄予了深深的思念:"吾母高風，首推博愛。遠近親疏，一皆覆載。愷惻慈祥，感動庶匯。愛力所及，原本真誠。不作誑言，不存欺心。整飭成性，一絲不詭。……病時攬手，酸心結腸。但呼兒輩，各務為良。又次所懷，好親至愛。或屬素恩，或多勞瘁。小大親疏，均侍報賚。"

不久，毛澤東寫信給好友鄒蘊真說:世界共有三種人--損人利己的人;利己而不損人的人;可以損己而利人的人，而他母親就屬於這第三種人。毛澤東所推崇的以其母親為代表的"可以損己而利人的人"，恰恰體現了大乘佛教所倡導的"慈悲喜舍"、"舍己度人"的人格魅力與思想境界，這與毛澤東日後大力提倡的"毫不利己，專門利人"的精神又何其相似!

清末民初的思潮，使毛澤東受到佛學熏陶

從晚清到民國初年，中國文化思潮的走向呈現出積極探討和研究西學與佛學的鮮明特色。當時的一流學者及學術領軍人物如龔自珍、魏源、康有為、梁啟超、譚嗣同、章太炎等等，重新肯定了佛學所蘊含的豐富思想價值及其救世拯民的現實意義。潮流所至，誠如梁啟超所言:"晚清所謂新學家者，殆無一不與佛學有關係，……學佛成為一種時代流行。""吾師友多治佛學"。

在此種社會文化氛圍中，深受文化思想界精英人物梁啟超、譚嗣同影響的青年毛澤東，自然而然地受到了佛學思想的熏陶。據有關資料披露，當時毛澤東閱讀過一些重要的佛學典籍，並進行了研究，對佛學之緣起性空及慈悲、平等等教義頗為認同。

1917年4月，毛澤東發表了著名的《體育之研究》一文。在文中，他認為:"釋迦往來傳道，死年亦高;耶蘇不幸以冤死;至於摩呵末，左持經典，右執利劍，征壓一世，此皆古之所謂聖人，而最大之思想家也。"同時，他指出:"朱子主敬，陸子主靜。靜，靜也，敬非動，亦靜而已。老子曰:"無動為大"，釋氏務求寂敬。"在毛澤東的筆下，釋迦牟尼、耶穌、老子、陸贄、朱熹，都是頗具社會影響力的思想大家，對他們自有一份發自內心的崇敬。

同年8月23日，毛澤東在致亦師亦友之黎錦熙先生信中說:"君子當存慈悲之心以救小人……若以慈悲之心，由此小人者，吾同服也，吾宇宙之一體也。"此處文字所透出的，正是大乘佛教所倡導之"無緣大慈，同體大悲"的慈悲救世理念。1920年6月，毛澤東在致黎錦熙的信中寫道:"文字學、言語學和佛學，我都很想研究。……希望先生遇有關言語、文字及佛學兩類之書，將書名開示與我。"信中清晰地表達了他對佛學的興趣和研究意願。

在不斷探求新的人生意義期間，毛澤東和他的同窗好友作為"遊學先生"，常於假期周遊社會，佛家寺院便常常成為他們棲止和探討人生價值的場所。1917年暑假，毛澤東與好友肖子升遊歷了寧鄉縣的香山寺、白雲寺和密印寺。他們饒有興緻地翻閱了寺院所藏的各種佛經，還與寺中的方丈一起認真討論佛學經義。肖子升後來回憶說，在回歸的路途中，兩人意猶未盡，又興緻勃勃地談論起佛教與人生的哲學問題。張昆弟在日記中也曾記載，1917年9月的一天，毛澤東與蔡和森、張昆弟諸好友夜宿昭山寺，徹夜未眠，暢談人生及譚嗣同的《仁學》。

在中國共產黨建黨後的一段歷史時期，毛澤東很快便投身於緊張、繁忙的革命鬥爭實踐，顯然無暇顧及對佛學的進一步研究，但他仍關心著佛學與佛教的方方面面。在延安時，有一天，毛澤東和他的隨身衛士李銀橋出去散步。毛澤東說:"我們去看看寺廟好嗎?"李銀橋說:"有什麼看頭，都是些迷信。"毛澤東說:"片面，片面，那是文化，懂嗎?那是名勝古迹，是歷史文化遺產。"正是在這次不經意的談話中，毛澤東最早將佛教及其寺院與文化聯繫在一起，誰也沒想到的是，這一命題的提出，竟給其後中國改革開放以來勃然而興的佛教文化熱，提供了重要的歷史契機。

新中國成立後，尤其是上世紀五十年代中期到七十年代初，毛澤東有了更多的時間和精力關注佛學及其研究工作，這一時期也就成了他研讀佛經最多的時期。原中共中央黨校副校長龔育之回憶毛澤東的讀書生活時說:"代表中國幾個佛教宗派的經典，如《金剛經》、《六祖壇經》、《華嚴經》，以及研究這些經典的著述，毛澤東都讀過一些。對於禪宗的學說，特別是它的第六世唐朝高僧慧能的思想更注意一些。《六祖壇經》一書，毛澤東要過多次，有時外出還帶著。哲學刊物上發表的講禪宗哲學思想的文章，毛澤東幾乎都看。"

1959年1月，毛澤東在中南海頤年堂與蘇共中央總書記赫魯曉夫談話時，告訴他說:"佛經我讀過一些。"是年10月23日，毛澤東要到外地視察，隨身帶去的佛經就包括《六祖壇經》、《般若波羅密多心經》、《法華經》和《大涅盤經》。我們知道，對上述這些重要的佛學經典著述，毛澤東不僅多次披閱，而且常常放在手頭，隨時翻檢，並進行了深入的研究。

毛澤東對釋迦牟尼和六祖慧能的讚揚是由衷的

早在建國之初，毛澤東和達賴喇嘛談話時，對佛祖釋迦牟尼和佛教教義就有著非常正面的評價。他指出:"我們再把眼光放大，要把中國，把世界搞好，佛教教義就有這個思想。佛教的創始人釋迦牟尼主張普渡眾生，是代表當時在印度受壓抑的人講話。為了免除眾生的痛苦，他不當王子，出家創立佛教。因此，信佛教的人和我們共產黨人合作，在為眾生即人民群眾解除壓迫的痛苦這一點上是共同的。"

對禪宗六祖慧能，毛澤東更是情有獨鍾，他多次在黨內不同場合高度推崇這位承前啟後的禪宗大師。在一次中共廣東省委常委會上，毛澤東問在座的常委們:"你們知不知道，你們廣州在唐代時出了一個唯心主義哲學家六祖慧能。他是一個大老粗，沒文化，他的《六祖壇經》是非常深刻的，你們應該向六祖學習。"在其後1958年8月21日，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召開擴大會議，毛澤東在講話中談到慧能時說:"他主張一切皆空，這是徹底的唯心論。但他突出了主觀能動性，在中國哲學史上是一個大躍進。"應該說，毛澤東對慧能的評價深刻而富於見地，不深研佛理者則不能道也。

1959年10月22日，毛澤東與十世班禪大師有一次非常生動和精彩的談話。談及釋迦牟尼和六祖時，毛澤東風趣地說:"從前，釋迦牟尼是個王子，他王子不做，就去出家，和老百姓混在一塊兒，做了群眾領袖。我不大懂佛經，但覺得佛經也是有區別的。有上層的佛經，也有勞動人民的佛經，如唐朝時六祖佛經《法寶坊經》(即《六祖壇經》)就是勞動人民的。"在毛澤東的心目中，釋迦牟尼與六祖慧能大師可親可敬，他對他們的讚揚是由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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